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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我在阿南巴望第一次見到英迪拉.甘地，她的娘家在安拉阿巴。我當時十六歲，她只有十四歲。正在談戀愛的我，熱力燃燒著那個古老的小鎮；記憶中的英迪拉是一個脆弱內向而又嚴肅的年輕女孩，她好像總是活在一個封閉的想像世界裡。多年來我時常到她的阿姨克里希那.胡迪欣的家中和她見面。1944年8月20日，她的兒子拉吉夫在孟買出生。1955年我搬到德里居住，英迪拉和我才變成好友。她是她父親尼赫魯總理的官邸女主人。他們當時住在Teen Murti House，那是獨立之前的總司令官邸。

英迪拉繼續把自己隱藏在冷漠的外表之下。她其實是個敏感而又熱心的人，她喜歡不尋常的人與事。克里希那吉和他的教誨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時常和她談起自知之明與覺察，她總是很認真地聆聽，但心中仍有所保留，只有當障礙拿掉時，她才開始問我自知之明的本質與沒有觀察者的觀察。她很害羞地談起自己極度敏感的覺知力。她很小就發現她時常觀察自己說話，她可以看到背後的東西，她能覺察從未見過的事物，她也時常有超覺經驗。有一次她說：“你知道赫胥黎寫的那本《覺知之門》嗎？我看這個世界也有同樣強烈的感覺，但是我把這些能力都隱藏了，因為別人時常嘲笑我，他們完全無法理解。”

打從童年起她就覺得她會被“色彩淹死”。多年以來某種特定的色彩總會令她透不過氣來。深紅色、不同色調的橘紅、灰粉色都會引起她強烈的反應，黃色和綠色會激發她的能量，藍色對她而言比較陌生。1966年她當選總理之後，敏感度便逐漸遞減。

20世紀50年代末期，有一天我在家中以晚宴款待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那是他們第一次聚會。英迪拉顯得很害羞，遲遲不肯開口說話，克里希那吉也很害羞，但是不久他就開始講起一些奇聞軼事。他講了一則禪宗的故事令她特別開心。兩個和尚來到河邊，發現河水高漲無法渡河。有一名女子坐在岸邊等待，她要求他們幫她渡河，因為家裡沒有人，孩子們都在挨餓。其中一個和尚拒絕了她，另一個卻把她扶起來，背著她渡到河的那一邊。兩名和尚再度趕路。頭一名和尚提出強烈抗議，他認為和尚根本不該碰女人的身體，更何況把她背在背上，第二名和尚轉過頭來對他說：“你到現在還記掛著這個女人？我早就把她放下了。”

1970年的冬天，克里希那吉到我的公寓來共進晚餐。英迪拉.甘地、喀什米爾的卡倫.辛格、我的妹妹南迪妮、帕爾特.薩爾提（譯註：資深外交官，甘地夫人的好友），以及駐加拿大的高級行政官員吉姆.喬治都在場。餐桌上的話題後來轉向全世界的年輕人。西方青年當時正在反叛，他們拒絕接受父親的模式，他們不再一味地追求安全感和更多的物質享受，他們變成了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流浪漢，他們抽大麻，打破所有禁忌，他們要觀察和品嚐這個世界，並且願意與別人分享心中的感受。餐桌上的某個人問道：“印度的年輕人為什麼這麼關心安全感的問題？”於是克開始談起印度逐漸增長的物質主義；印度的年輕人似乎已經失去他們的根，紛紛轉向富裕的西方，去追求他們外在和內在的需求。克里希那吉問道：“為什麼印度的每一個階層都在退化？”

英迪拉靜靜聽著，很少開口說話，卡倫.辛格那天很頑皮，他問克里希那吉：“政客真的無法體悟真理嗎？”英迪拉沉默不語，事後她寫給我一封信：

謝謝你帶給我這麼一個有趣的夜晚，你們家的食物和往常一樣可口。晚餐我一向只吃沙拉，那天我打破了自己的原則，實在吃得太多了！

我很高興又能見到克里希那吉，他的觀點永遠都有啟發性。那天的聚會，好像大家都在問他問題，但是美國和法國的叛逆青年能夠和印度的青年相提並論嗎？西方的這些年輕人大多來自富裕的家庭，因此才有時間坐在海灘上冥想，印度的年輕人既要謀生又要負擔家庭，他們還有很多不得已的慾望。我的家庭背景和我成長的特殊環境，帶給我和其他人不同的經驗。我這麼說好像我是與眾不同的。這只是一些粗糙的想法罷了。

克里希那吉對英迪拉顯然沒什麼特殊印象，他對他們的會晤，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1975年的6月初，我離開印度前往歐洲和美國。我在巴黎時得知，安拉阿巴德的高等法院判決英迪拉.甘地的選舉無效，六年之內她無法再參與競選，因為她違反了選舉法。倫敦的《泰晤士報》把這件事比喻成違規停車。令人無法置信的事已經發生，沒有人能預料未來。

我在英國時住在布洛克伍德公園克里希那吉的家中，他十分關切印度的未來，我們長談了好多次。英迪拉.甘地對法院的判決提出上訴。後來法院判定她可以繼續保留總理的職位，但是不能參與國會的表決，因為她已經不再是國會的一員。英國報紙熱烈地猜測她是否會在判決下來以前辭職。

我到達紐約的第二天，印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我們接到英迪拉把政治對手關入監獄的消息。遠在國外無法得到正確的資訊，我們只聽到內戰即將開始。我去印度大使館試著打電話給英迪拉.甘地，出乎意料我們竟然通上了話。我告訴她外面謠言滿天，完全無法得到正確的訊息。她向我保證印度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她說許多人都被拘留了，包括賈.普拉卡斯.納林和莫拉爾吉.德賽。她告訴我四處蔓延著暴力，但緊急狀態只是暫時的。

回程時我沒有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在倫敦我也沒有打電話給他。我覺得很困惑，我知道克里希那吉對印度的狀況也一定非常擔憂。回到新德里，許多人都告訴我，當時只有少數人支持印度進入緊急狀態。大多數人都很憤怒，恐懼和緊張的氣氛愈來愈增長。我和英迪拉在國會大廈碰面，我告訴她外面普遍的情況。她領導的政府發生這樣的事令我感到悲傷。她仔細聽完我的話之後告訴我，我根本無法想像這個情況的危險和延伸出的暴力。她說前幾年的鐵路工人罷工，引發了時局的動盪不安。

她也談到賈.普拉卡斯.納林的“徹底革命運動”整合了許多年輕人。起先這個運動是非暴力的，到了1975年，許多不理想的情況開始滲透其中。他說賈.普拉卡斯是個理想主義者，他似乎完全沒有察覺其中的危機。這一力量如果強化，整個國家將面臨巨大的災難。

我以為8月15獨立紀念日情況會有所改變，於是前往紅堡壘聽她演講，她還沒站上堡壘就接到消息，孟加拉國的總理穆吉布爾雷曼和他的家人及小兒子，都在達卡被刺身亡。她心中潛存的恐懼和焦慮全都覺醒了，她很確定這次謀殺是動搖次大陸的原因之一，她和她的兒子、孫子將是下一次暗殺的目標。緊急狀態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帶來了慘痛的後果。

不久我接到一封克里希那吉的信：

我寫信給你是要討論一件非常要緊的事，因為你身為克里希那穆提印度基金會的董事長，因此這件事和你個人及董事長身份都息息相關。從美國、英國、法國的報紙來看，印度已經變成一個極權國家，成千上萬的人被迫入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幾乎完全被箝制，我不知道你的立場是什麼。基金會不是一個政治機構，它無論如何都不能與政治團體掛鉤，不論左派或右派。

我想問你，如果克回到印度，他該採取什麼立場？你知道他一向主張徹底的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表達的自由。如果他舉行公開聚會，他們一定會問他某些問題，而他是必須回答他們的。他覺得無論什麼理由，他都不能修飾他所要說的話，以便適應任何政府或任何一群人。他過去從沒有做過這樣的事，他無法把自己侷限在任何團體之中。他一旦回來，就可能入獄或被禁止出境。另外我還想指出，克不願意接受特別待遇或任何優惠…普普爾，這是一件很神聖的事，你的責任也同樣神聖。

我在回信中正確地為他描述印度的情況，並且向他保證，他絕對不會被捕入獄，這個國家的文化傳統，絕不會消滅一個真正宗教導師的生命。大約在20日以前，我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我去印度的目的、價值和益處是什麼？”

私人的情感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是這副身體已經超過八十歲了，我一直在考慮未來十到十五年該如何善用它。我可以不厭其煩一講再講，我在印度所花的時間和演講的次數比任何一個地方都多。我並不是關心教誨在印度產生的效果有多大，扎的根有多深，但是我認為我有權利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印度這麼多年沒有一個人徹底活在教誨中，全心把自己奉獻出來？我並不是在責怪你們，但是允許我督促你們密切注意這一件事。

他接著問我是否在1976年3月以前，將辭去我其他的工作。

他以下面幾句話結束了這封信：

既然在印度自由地演講變得愈來愈困難，你就必須考慮克如何善用他的餘生來散播教誨。我向美國及英國的同僚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一切都不該被詮釋為私人事宜，而是怎麼做才能對教誨有所幫助。我恐怕在印度事情能順利是因為有私人關係，四十年後還會發生這樣的事，真是太不幸了。

這封信帶給我很大的壓迫感，我覺得克里希那吉已經很明顯地拒絕了印度，以及那些和他交往多年的朋友。在孟買時我見到南迪妮，她和我都覺得克里希那吉和印度的對話已經結束。

我回了一封信給克里希那吉表達我心中的苦惱，我說我接到他的信大吃一驚。當克里希那吉接到我的信時，巴拉宋達蘭也在布洛克伍德公園，他寫信告訴我，克里希那吉感到很疑惑，不斷地問他：“什麼事令普普爾大吃一驚？”他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印度基金會必須採取的行動。最後克里希那吉決定1975年的冬天不回印度，同時取消了羅馬的年度訪問，返回加州的馬利布。

克里希那吉在11月10日從馬利布寄了一封信給我。他當時住在瑪麗.津巴樂斯特的家裡。像個孩子一樣，他問我：“你從德里寫信告訴我，你接到我的長信大吃一驚。你所有的信中都沒有說明什麼事令你大吃一驚。我想知道你為什麼有這種感覺。”我回信告訴他，他的信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他已經放棄了印度，而且不打算再回來了。雖然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回答，但是我已經覺得沒有必要再澄清任何細節，因為第一個印像是最重要的。

緊急情況持續了一年多，我一方面注意到這件事在英迪拉身上所造成的壓力和苦悶，另一方面我也發覺她變得愈來愈強悍，不願意接受別人告訴她的真相。在她的人生中，這是她首次失去與印度人民的直接接觸。她變得孤立而多疑，不肯接受批評，即使她的好友拿出具體證據，證明政府官員都在越權，她還是無法接受。直到1976年秋天，她才開始認清人民的恐懼和憤怒。

就在那段時間我請教英迪拉，克里希那吉有沒有可能在1976年的冬天回印度演講，她說：“我們絕對歡迎他回印度，他可以自由地演說。”她知道克里希那吉有多麼關心自由這件事；他是宗教革命家，對他而言，人生失去了自由就等於死亡。克里希那吉在1976年的10月抵達印度，他和我同住在喬治王大道一號寓所中。

10月27日七點三十分，英迪拉到我家用晚餐，她穿了一件淡粉色印花的紗麗。其他的客人還有阿秋、南迪妮、她的女兒戴薇、她的孫女阿迪蒂—一名傑出而年輕的舞者、蘇南達和帕馬.帕瓦爾當，以及LK賈。英迪拉說按照舊曆的算法，那天是她的生日，她說她很想跟克里希那吉談話，他們在他的起居室一直談到九點。

晚餐時她非常沉默，幾乎完全沒有察覺周圍的狀況。阿秋對於緊急狀態一直強烈反對，那天晚上他卻很沉默，甚至有點冷酷無情。談話的人只有L.K.賈和克里希那吉。一頓飯下來，克里希那吉沒有看英迪拉一眼，也沒有和她說一句話。他知道她當時很脆弱，因此不願意干擾她。

克里希那吉為了緩解緊張的氣氛，於是開始講起聖彼得和天堂的笑話。我特別記得其中的一則故事。一個時常做善事的有錢人死了，當他快要接近天堂時，遇到守門的彼得。這個富人亮出自己的身份，於是彼得對他說：“你可以進入天堂的大門，但是沒有進入以前，你願不願意看看地獄是什麼樣子？”富人說：“當然願意，不過去那裡容不容易啊？”彼得回答：“你只要按一下按鈕，那個電梯就會帶你下去；電梯下去之後，地獄的大門就開了。”那名富人看到一個花園，長滿了花朵，有潺潺的流水，另外還有美女拿著醇酒和珍奇的食物迎接他。

他在這個最美妙的環境待了一陣子之後，回去告訴彼得，地獄比天堂更好，更有趣，他決定待在那裡。彼得回答說：“我早就知道你會有這種感覺。”於是那位富人按了一下按鈕，便回到了地獄。當電梯打開後，那裡的花園已經不見了，出現在眼前的是兩個肌肉發達的惡人，他們正在等他，並且立刻對他拳打腳踢。那個富人想要製止他們；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幾分鐘以前我才來過這個地方，當時迎接我的是一群美女啊！”其中的一名惡人又賞了他一拳，然後說：“那個時候你不過是個觀光客。”

每一個人都笑了，英迪拉也露出了笑容，雖然她還是顯得心中有事。不久英迪拉開始加入談話，她說了一個有關太空人的故事。太空人從外太空回來以後被赫魯曉夫召見。赫魯曉夫悄悄問他們：“你們在天上的時候，有沒有看到什麼神秘的靈光或異人？你們有沒有看到一位偉大、神秘、留著白鬍子、周圍都是光的人？”太空人回答：“有的，同志，我們確實看到了。”赫魯曉夫接著說：“我怕的就是這個。”然後他警告他們：“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不要告訴任何人。”

後來太空人又到四處旅行，並且訪問了教皇。經過一番宗教儀式之後，教皇把他們拉到一旁問他們：“我的孩子們，你們在上面有沒有看到光明及一位留著白鬍子的偉大人物？”他們回答：“沒有，教皇，我們沒有看到光明，也沒有看到留鬍子的人。”於是教皇說：“啊！我的孩子們，我也這麼認為，但是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

桌上的每一個人都笑了，唯獨LK賈看起來很不好意思，因為這個故事是克里希那吉告訴他的，他把它轉述給總理，現在又講回給克里希那吉聽。

大家離去之後，克里希那吉把我叫進他的房間，他告訴我英迪拉正在經歷一段艱苦的時期。晚餐後他們靜坐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可以感覺她心中的不安。她告訴他印度正爆發著各種危機。克里希那吉覺得她的內在有非常優秀的品質，但是政治摧毀了她。他同時暗示她周遭充滿著暴戾之氣。

次日清晨，總理寫了一張便條給我。她說克里希那吉答應再見她一面，她要我安排一個適當的時間。我打了一通電話給她的特別助理塞山。十一點整突然有輛轎車來到我家門口，裡面坐著英迪拉，但是沒有安全人員陪同，不久之後安全人員才匆匆趕到。

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談了一個多小時。她從屋子裡出來時，臉上帶著感動的表情，淚水不斷沿著她的面頰流下。英迪拉看到我的孫侄女阿迪蒂也在起居室裡，於是很快地克服了自己的情緒。她和阿迪蒂談了幾分鐘，問她正在讀什麼書。我安靜地護送英迪拉上車。

克里希那吉在印度的那幾個月，心中時常掛念著英迪拉，他問了我許多有關她童年的問題。他被她聆聽的能力與拒絕護衛自己的精神深深感動。他告訴我，她可能是唯一在這種情況下還能聽別人說話的總理。大部分的人要不是因為傲慢而無法聆聽，就是因為情況過於複雜而崩潰了。他在離開德里時還給她寫了一封信。

多年以後，英迪拉的兒子桑賈伊去世，我問她是不是輕易就會落淚，她想了一會兒才說：“不，痛苦不會帶來淚水，只有當我被美好的人與事感動時，我才會低泣。”她說見到卡馬寇迪.桑卡拉恰裡亞時她哭了。1976年的11月在喬治王大道一號見到克里希那吉時她哭得也很厲害。“我沒辦法停止流淚，我已經好多年沒有這樣哭過了。”

她告訴我當時談話的內容，克里希那吉和她討論了過去幾個月來印度所發生的事，英迪拉說：“我已經騎虎難下，我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從它的背上跳下來。”克里希那吉回答她：“如果你的智慧超過這隻老虎，你就會知道怎麼對付它。”她問他該怎麼辦，他拒絕告訴她答案。他只說她應該把所有的衝突、行為和錯誤看做一個完整的問題，然後不帶任何動機地採取行動。他說他也不知道真相是什麼，但是她應該沒有任何恐懼地採取正確的行動。

多年之後她告訴我，1976年10月28日，她和克里希那吉第二次見面的那一天，一個很微弱的聲音在她心中覺醒，建議她不論後果是什麼，都要結束緊急狀態。她沉思了很久，把這種感覺告訴了身邊的幾個親信，最後決定舉行大選。

克里希那吉正準備從孟買前往歐洲，消息傳來，英迪拉已經下令釋放“維護內政安全行動”所逮捕的人犯，並且宣布舉行大選。克里希那吉非常高興，和我談了很久的話，他告訴我離開印度以前，他很想再見她一面，甚至想前往德里探望她，但是我知道她面對未來的挑戰一定忙得不可開交，於是阻止他前往。他離開的前一天，還要我繼續告訴他有關英迪拉的消息。突然他問道：“如果她在大選中失敗了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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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克里希那穆提傳
作者：普普爾·賈亞卡爾
譯者：胡因夢
出版社：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
轉載自：http://lz.book.sohu.com/lz_info.php.bookid=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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