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瞭解,憲法之所以將宣戰的權力賦予國會,乃根據以下之理由。史上君王總是將人民陷於兵荒馬亂中,並使人民因戰爭而貧窮,卻常高舉人民福祉為幌子。我們議會知道,此乃君主的所有壓迫之最,於是在他們所設計的憲法之下,沒有任何個人能擁有將此壓迫強加我們身上的權力。”—林肯

 

“在海灣戰爭之前與伊朗外交部長的會晤,是總統無論如何決意要做的,得到了國會的支持…我想即使國會投票反對,我們還是會勇往直前…我不認為我必須得到國會的准許。”—詹姆斯·貝克,前美國國務卿,談論海灣戰爭之始

 

 

有人對本書中的理念提出爭論:如果部落式的生活這麼好,我們怎能征服他們?“勝者”不就代表“優越”嗎?

 

最簡單的回答是:“希特勒的生活方式優於法國與波蘭人嗎?”

 

歐洲人佔領美洲的模範歷史,使我們發現了一大片無知的野蠻人不知如何利用的“處女地”,或是說,因為我們較為聰明、文明,而且有槍炮等科技,所以征服了他們。

 

其實這兩個觀點均錯了,在1620年清教徒在美國建立家園以前,至少有兩次對美國這“蠻荒地”的入侵被成功逐退。雖有武力優勢,歐洲人卻無足夠的求生技巧以生存下來。事實是,與印加帝國一樣,疾病使得我們殖民北美洲成為可能,這事實不見於多數高中歷史教科書,卻詳述於毋須經德克薩斯州政府審查的大學及其他書籍。

 

歐洲人已經暴露於天花數世紀之久,病後存活者都有遺傳上的抵抗力,因此雖然天花與水痘、流行性感冒、淋巴腺鼠疫和肝炎等為歐洲人常見的疾病,致死率並不高。

 

美國原住民卻非如此,歐洲人所到之處,他們動輒死亡,數以十萬至百萬計。清教徒登陸麻塞諸塞州的前幾年,原住民就已經與荷蘭、法國和英國的漁夫及海岸交易者進行貿易。這些人在原住民間大肆散播傳染病,以至於清教徒於1620年定居之時,一位親眼目睹此況的英國人庫什曼說,存活的原住民不到5%,全村滅絕,遍地骷髏,少數倖存者逃往西方…帶著傳染病。

 

新英格蘭地區90%95%原住民的病死,在當時的麻塞諸塞灣殖民地(MassachusettsBayColony)首任總督約翰·溫思羅普(JohnWithrop)眼中,成了來自上帝的“異象”。1634年他寫信給英國友人:“至於這些土著,上帝追擊他們不遺餘力,到現在仍流行的天花橫掃300英里,極少倖存者。借此上帝顯明了我們在此地的權柄;那些總共剩不到50人的土著成為我們翼下的臣民…”

 

此後十年,當歐洲人向西挺進,與原住民之衝突再起。清教徒牧師英克裏斯瑟(IncreaseMather)寫到:“上帝用天花來結束爭議,印地安人一村又一村地滅亡,一些村子甚至無一人逃得過這大毀滅。”最終,傳染病追隨原住民,從佛羅里達州到緬州,從麻塞諸塞州到加州,為歐洲人之殖民“鋪路”。

 

正如查理斯·達爾文於1839年所寫,“歐洲人踏處,死亡追擊土著”。無論如何,達爾文適者生存(輕忽了傳染病的角色)的觀點,已成為我們告訴自己世界如何運行的故事,但是,存活於過去並不能預測在空前多變的未來也能存活。

 

只要看看數以千計走過長遠歷史洪流的物種卻在本世紀滅絕,就可理解此點。要預測未來的需求,我們不能只向後看,還必須展望未來。

 

部落社會最高的價值是合作,合作乃為部落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歐洲人一上岸,他們就展示其作精神,幫助歐洲人耕種以及度過前幾個冬天。

 

易洛魁人讓詹姆斯·麥迪森參與他們的部落會議,在此麥迪森學習到存在千年之久以至於今的易洛魁聯盟之約束法律,也由此看見了他們的合作。麥迪森吸取了他們有關內部制衡、司法和立法分離以及選舉代議的政府系統構想,並告知佛蘭克林和傑佛遜,於是這三人將這些構想整合入美國憲法。這三人在其著作中均曾大幅論及此事,而且佛蘭克林在1754年初試代議民主時,曾邀請42位易洛魁聯盟成員參加奧爾巴尼聯盟規劃會議。他在其後的奧爾巴尼會議中說:“如果六個無知的野蠻部落可以組成這樣的聯盟,實施多年且仍然穩固,而類似的聯盟卻無法行於十數個英國殖民區,豈不奇怪?”

 

然而,這些早期殖民認為他們比易洛魁人更知道政府之事,雖然效法了易洛魁的兩院立法、最高法庭以及對中央政府許可權之界定,他們卻對君主政體戀戀不捨。

 

曾經爭論身為總統的他應該被尊稱為“閣下”的華盛頓,就是那些推動在我們政府中加入行政首長或代理國王的一位元。而且幾乎所有移民都認為,易洛魁僅由女性選舉或罷免代表(代表多為男性)的系統為一大錯誤,他們將此改為只有男性可以做這些決定。

 

易洛魁今天仍沿用的規則,明訂所有重大決策(如開戰、變更國土、與其他部落的關係等),應由代表交付給地方上的選民進行討論、辯論和決定。然而當時移民亦決議將之忽略,創造出,現在每天這些決策都在不必諮詢選民的情況下進行。

 

我們文化的核心價值,不是合作而是權力。神施於人的權力;一群人施於另一群人的權力;男人施於女人的權力;對財產的權力(誰擁有什麼,誰不准擁有);人類施於自然界的權力。一切都是權力。

 

那麼,以權力為至高無上的文化,會消滅以合作為最高價值的文化,也就不足以為奇了。然而難道這就表示奉權力為圭臬的文化較為優秀?能永遠存在?甚至其存在時間能有古老合作文化的1%?

 

也許這些新達爾文主義者是對的,那些存活下來的文明的確較優越,但是,生存之戰尚未塵埃落定,更尚未蓋棺論定。人類歷史是個實驗,初步結果顯示,以權力為中心的文化總是摧毀自己。

 

記得經過數萬年的和平共存,一小群美索不達米亞人起而將權力與支配置於所有人與事之上;他們贏得戰爭,且人數增長,於是更為相信其權力的擴張證明了他們的優越、正確和其文化的恩賜。

 

但然後,他們也瓦解了。

 

當饑荒、瘟疫和受傷的土地逐漸褪入模糊的記憶,在其葬禮之灰燼上,另一群人再起而嘗試,於是另一個文明崛起。然後,這個文明也崩潰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美索不達米亞、希臘、羅馬、匈奴、奧斯曼、印加、阿茲克特…等等。

 

今日揮舞著權力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系統之化身,是否也將潰敗歸於塵土?是否最後剩下的只有部落民族?

 

是否真的柔順者將繼承地球?

 

如果我們周遭的徵兆無誤,那麼很可能新達爾文生義者說得對…但是他們選錯了優越的文化,至少以長期生存的能力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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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陽光的最後餘暉-搶救地球資源
作者:ThomHartmann,NealeDonald
譯者:馬鴻文
網頁:http://www.self-learning-college.org/oldsu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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