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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枝製成的槍炮、每艘下水的戰艦、每發備妥的飛彈，都意味對那些饑而無食、寒而無衣者的行竊。”

“一個武裝的世界，花的不只是錢，是勞動者的血汗，是科學家的才智，是兒童的希望。”—艾森豪（1890~1969），美國總統及五星上將

最近我聽到一名自詡為先知的人，傳揚因為他所屬教派的神對人類的行徑不滿、憤怒，世界即將走上滅亡之路。“2／3的人將會死亡！”他大聲疾呼。“瘟疫、饑荒和從天而降的火將殺死他們！”

我聽完後浮出腦海的第一個想法是，如果2／3的人類突然滅絕，這會是場驚天動地的巨變，將很難找到足夠的地方來埋葬屍體，惡臭與疾病的危險將難以想像。成堆的屍首將暴露在城市街頭，有如1350年倫敦暴發淋巴腺型瘟疫，結果造成一半居民死亡的情景。大紐約都會區（CMSA，人口普查局的名詞，指都會及其鄰近地區）將有超過1300萬的屍體，人口數由2000萬減少為700萬；洛杉磯CMSA人口由1500萬減為500萬；芝加哥從800萬降至約300萬；9500萬的墨西哥人變成只剩3000多萬；義大利的5700萬人減至1900萬；中國的12億人只剩4億人。世界將因已死和將亡者而混亂，存活的也將被罩在夢魘中。

我腦中的第二影像則完全不同於前者，我大膽地想像，如果現存人口的2／3死亡，剩下來的人口仍大於1930年的數目。如果那傳道者的數字其實過於保守，而換作是5／6死亡，地球上的人類仍然與1800年（當時地球的人口分佈已然相當密集）相若。想像一下，如果現存的人口去掉23／24，結果仍然多過耶穌基督的年代，而那時的人口無論如何絕不算少。

枯榮、興衰、資源濫用與匱乏的迴圈，甚至加上瘟疫與饑荒—對人口眾多、以成長和消費為基礎的城邦而言皆是正常。這在過去的歷史中已屢見不鮮，見諸過去的大帝國，開始是地方性的，而後區域性，然後全國性。如有夠多的國家一起面臨這種狀況，也會成為全球性的。

然而，上述的迴圈，在以本地資源自給自足的部落中卻很少見。基本原因，就在於組織。

部落與城邦文化結構

部落與城邦是我們所知最基本的兩種社會組織。

部落的組織已存在於人類的歷史10萬年之久：最小的部落單位是家庭，最大的家庭成員為50人到可能有上百人（有些群體自稱部落而實為城邦，如現代非洲的祖魯人，他們的組織像一個城邦而非部落，這點稍後詳述。）

部落是歷經考驗而高度成功的人類社會組織。從人類歷史的開端一直到7000年前，部落是整個地球人類惟一的組織形態。

直到1800年，部落形態的區域在全球仍占半數。

部落族群的結構

人們以部落為組織的型式已超過10萬年，且運作得很好：它們甚至到現在仍存在。從今日部落民族之分析而得的證據顯示，部落生活相對較無壓力，更使人滿足，比城邦生話有更多餘暇，還有—也許最重要的—永續的維持。

部落具五種主要特質：

1.政治的獨立。

2.平等的架構。

3.利用可再生、地方性的資源。

4.對自身認同的獨特感受。

5.尊重其他部落的自我認同。

政治的獨立

部落是政治獨立的小單位，成員從10人到200人左右。

早期的歐洲移民在與美國原住民相處時有一些困擾，他們基於自身對社會組織的經驗，期待找到層級式的城邦組織（諸如地方性的城鎮，大一點的像邦國等等）卻不可得。例如.移民們和30到50名人協商某種交易，並以為，這協商的結果可以適用到其他所有同一種族稱呼的，或說同一種語言的原住民。但其實對原住民而言，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事實上有數千的沙伊安族、阿帕切族，派尤特族，每一個都是獨立的政治單位。

平等的架構

領導者在部落中，是扮演顧問而非權力行使者的角色（也有例外，不過依人類學的記錄顯示很少）。

早期歐洲人侵者無法理解這一點：事實上，他們認為這是種落後的象徵，所以找出部落的“酋長”或領袖，想著只要跟此人協商，而部落的其他人就會一體遵守。其實，部落的領導方式通常由一個委員會執行，而即便是這個委員會也是諮詢性質多過發號施令。權力是由全部落所共用，資源也是。。

如以色列屯墾區運動所示，這種變化的社區自治在小型部落中相當成功；而之前的共產主義世界之城邦體制，則證明其不適用於大型城邦體制。現代人用他們自身的觀點去觀察世界，以為部落中必有高階人物，諸如巫師、巫醫、教長、酋長之類的。其實，依據曾與未受城邦污染之部落往來人土的記錄，可以知道那些具有那些頭銜的人，與其他的人是平等的，而他們之獨特角色主要為服務之義務，而非統治的許可權。

利用可再生、地方性的資源

部落的食物來自於他們的居住地，如果供給不足，他們就遷徙，某些部落有固定的遷徙區域，在一地駐留數月至數年而後遷往下一地，讓前一地有新生的機會。有些部落則長居一地或從事農耕。

在此有兩個關鍵性的概念—“地方性的”和“可再生的”。部落的人們和他們所處的環境有親密的接觸，並因而發展出強調自然世界重要性的宗教、社會、法律系統。（因為部落人們從長遠的考量，去發展並節約使用資源，所以他們的居住環境—不幸的—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因而引來城邦文化的掠奪。）

對自身認同的感受

部落的成員生而成為部落的一分子，部落便界定了他或她的身份。部落並不宣教，（對外嘗試改變他族的生活方式，使其依從己族的方式。）不接受“皈依者”或“新居民”，並堅信他們生活的方式、他們的世界觀和他們的神是最適合自己的。例如，一個阿帕切人，寧願自稱是一匹狼或一座山，而不會稱自己是一個克裏人。這是難以置信的事。民族中心觀讓他們感覺極好，確保部落單位的長存，是部落成功存在數十萬年的原因。同樣，人類社會的族群多樣性也確保自古至今人類存在的強度：多樣性的生態系統是強韌的，反之，單一族群（或在此的單一文化）系統是脆弱而易於在壓力下傾圮的。

尊重其他部落的自我認同

雖然部落間偶爾出現競爭或陷入衝突，合作乃為常態，如在冬季贈與節和念咒等儀式所見一般。某一族或許會鄙視他族的社會、宗教或其他習俗，但少有歷史記錄顯示會導致種族屠殺。他族，雖有不同之處，甚至可能兵戎相見，但不曾趕盡殺絕。畢竟，其他族群的存在也是有利的。彼此所產不同，可以互相交易。而遺傳基因的不同，可透過通婚（常利用典禮儀式的時機或為貿易的一部分）來確保基因庫的強勢。此外，或許他族之存在，正提供一個“他們”來作為認同“我們”的一個對比。

雖然，族群間的衝突有時導致死亡，不過死亡數字通常不大，人類學者多年研究的個案顯示，多數衝突並未致死。族群間的衝突，提供一個凝聚及維繫內部團結，並強化各族獨特性的功能。所以，衝突是對每一族的生存皆為有利的事件。

城邦文化的結構

大約7000年前，第一個城邦政治實體出現於世。從那時起，城邦文化有系統、有方法地將與其接觸的部落文化消滅殆盡。這個歷程到現在幾乎已近尾聲：本世紀所滅絕的部落數比歷史上任一時期更多。單單巴西從1900年到1950年間，便有87個部族被滅絕。今日部落文化的人口數，僅占全球人口數的l％～2％之間。

我們文化的故事述說著部落的毀滅，是由原始走向進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達爾文和赫胥黎含蓄地指出，部落的相繼滅絕是自然的歷程，印證了城邦型式的社會組織相對於部落型式與生俱來的優越性。他們是“原始的”而我們是“先進的”，在物競天擇的歷程中，他們的消失是遲早的事。同樣的歷程，過去已發生在成千上萬種的動植物身上：如不能生存下來，就完全毀滅，而世界則向前更進一步。

不過現在，我們開始看到所謂先進的、階級式的城邦組織先天的瑕疵。

因為城邦是階級化的組織，不可避免地就有權力集中之情形。在年輕文化中（人類所有的99％），這樣的結果，就是財富的集中和貧窮的存在。

浸淫於這樣的階級組織中，讓我們以為自然界皆是階級組織化的，而我們人處於最上層。這般的認定，讓人類從事破壞“低等生命”的行為變得似乎有道理。

這種結構性的假定，使得人口失控地超過可承受的數目，傷害了大氣層，危及食物與水的供給，並製造出我們的祖先難以想像的、更致命的細菌。

城邦在史上總會有興起而主宰一切的短暫時光，而後崩潰。

相對於部落的特質，城邦有如下的結構與本質：

1.政治上的支配。

2.以欺淩和征服取得資源。

3.以毀滅性的戰爭與他方對抗。

城/邦/國/王國可能可以要求政治獨立，在個人和家庭層級上，卻無獨立可言。家庭和地方社區等層級，乃受到城邦較大政治實體的控制。這創造出一種可見於企業、家庭、地方性社區和宗教組織的支配與階級的心態，這些組織幾乎總是起源於城邦，並為城邦的目的而設。

對生於舊時歐洲各王國的西方人而言，這最為明顯。國王擁有所有土地、作物、動物、樹林，甚至人，並使用政治控制。軍隊、員警、酷刑室和牢獄，強迫百姓獻上生命或生產（這控制甚至涵蓋人們最私密之時：如歐洲實行了1600年之久，國王或地方貴族擁有每位新婚婦女的“初夜權”。）

雖然現代的政治壓迫，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表現程度，原則上卻是相同的：百姓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服務支配他們的政府，而且必須經常性地奉獻部分生命、時間或財產。

階級的，非平等的

城邦的組織中最有權勢、最具侵略性，或最富有的人地位最高；而無權勢、財富或不願侵略他人者則地位最低。因為有權且富有者集中並消耗越來越多城邦可用的資源，留給地位低者愈來愈少的資源，於是激發成長的需求，以避免社會的不安或暴動。因此可以說這種內部社會結構，是推動城邦不斷擴張的引擎之一。

以欺淩和征服為基礎

自給自足的地方性城邦非常少見，因為它們很容易成為非自給自足者的攻擊目標，較大者常仗勢欺淩或起兵征服以維持擴張之勢：在過去短短幾代中，世界地圖因此重劃多次。由於城邦的階級化之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他們必須取得外來資源以維持成長。當地資源用盡時，他們便起而攻擊、征服或併吞鄰居；如此繼續不斷，鄰居越來越遠，直到最後消耗整個星球…此時，城邦便開始崩潰，就如龐氏騙局或用盡初始資金的公司一樣。

接近全球資源的盡頭時，依賴不斷的征服以維生的文化必然無法延續。

侵略式的宣教和有“吸收力”的本體

成長是城邦的最高指導原則。成長若停滯，城邦將在政治、社會和經濟上崩解，或者被征服，抑或內部政變奪權。因為成長是如此的重要，他們便採取數種方法來擴張。

第一是併吞他邦的人民和資源。例如：一批批的奴隸從非洲被運往歐洲和美洲；歐洲邦國在征服另一個邦國之後，就將他們的“新臣民”置於統治之下；美洲原住民被征服，然後他們的資源就被歐美邦國瓜分。這一切的結果，是人口的膨脹，生產能力和消費的增加，以及更多城邦輸出品的消費者。

城邦擴張的第二種方法是同化：將其他族裔的人轉換成自己的人。宣教土說服部落人民，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很差勁的或罪惡的，並給予他們機會來“加入”（儘管是處於階級的底層）城邦的文化/宗教之中。

部落的人從不宣教（要求他族像他們一樣），這卻是大部分城邦最主要的特徵，並在歷史上不斷借由酷刑、集體滅絕（如見於十字軍，宗教法庭，美國西部的征服，及南美和亞洲原住民的奴役），或來世詛咒的威脅（和行動）來執行。

與其他城邦的戰爭

由於成長乃為城邦求生存所不可或缺的需求，就必然會與擁有其所需資源的其他城邦發生衝突。雖然它們之間也許會有一段時間，維持看似穩定的動態平衡（例如就像美國與加拿大），歷史已顯示這穩定時期不會太長，最終城邦自身的資源將供不應求，而必須向外尋求。它可能使用食物/金錢/資源為武器，美國超級市場70％以上的水果來自於第三世界即為一例證；或可能使用武力宣示其（或其代表、盟友）對土地、人民和資源的主權，如海灣戰爭之所見。

一旦城邦接觸到戰爭，正如被wetiko接觸的文化一樣，其可能的選擇就寥寥無幾。通常只有變得和侵略者一樣，精於戰爭，才能存活。

城邦可能是如何開始的

史前的某時，一位部落領導者違反了部落的世界觀，或發狂了（以其人民的定義來說）。

這個領導者，違抗其部落與鄰近部落向來合作的傳統，計畫去征服其中的一個並納其人民為奴隸。或許，為取得部落成員的合作，他使用了與哥倫布相同的方式激勵他們。他允許他的人民可以任意支配並強暴他們想要的外族女子，不管年齡，甚至驅使年輕女子為清潔奴僕及擔任性服務。又或許他用皮薩羅式的手段—到達美洲時燒毀船艦，使怯懦者不能遁逃—以確保對其族人絕對的支配。

或許這第一個的Wetiko部落領導人，能為此提出合理化的藉口為此辯護，比如氣候改變使他的土地農作物歉收，或獵物的缺少，所以他的人陷入饑餓。又或許他說服族人，是神明的旨意給他這可怕的命令。不管如何，事情就這麼發生了，他和他的部落攻擊並征服了一個鄰近部落。

戰爭與種族屠殺就此開始。

在奴役或滅絕的征服過程中，他慢慢灌輸族人對其暴力的恐懼。因為懼怕他，他們從其所願，應其所求，不論是加入他的殺人隊伍，貢獻部分的農獵所得，或甚至讓自己的孩子為他付出勞力或成為戰土。

以支配、懼怕為基礎之領導型式就此開始。

從部落成員強取來的生產物或個人財物，增強了他的力量，他於是可以將剩餘的財物分配給那些最親近者，而這些人進而為他鞏固及維繫統治。

財富與資本利用就此開始。

接著他注意到了女人。因為將新生命帶入世界的獨特能力，女人在大多數的部落裏有著崇高的地位，他瞭解到這是他新的支配型領導的一大威脅。他針對女人數萬年以來被視為神聖、並灑在田野或供作多產典禮之用的經血，聲稱它是“不潔的”

他指出，據神明指示，婦女在生產時所經歷的疼痛是上天的懲罰。婦女是邪惡的、魔神的同夥，她們魅惑男人的力量。他頒令婦女必須加以控制、隱藏、支配。她們的社會地位因此從平等降為男人的附屬財產。而且當農作物歉收、有人死於疾病或自然災害發生，就歸咎於婦女，並認為這種災禍皆因婦女的巫術而起。

性的支配與家族長階級制就此開始。

他的族人們仰望夜空面對著大自然的力量—閃電、地震與野火—一致認為這一切皆由一全能的力量在運作，以其意志決定降臨在個人身上的吉凶禍福。他告訴族人，神已選他當代言人。他祈求聖名與聖力，而且他有戰勝的能力，這正是來自最強神明庇佑的證明。他禁止族人崇拜通過他代言以外的神，派出密探改變或剷除不順從於他所代言神明的人。那些相信他的人，他允許其加入部落，只要他們宣誓效忠他與他的神。

侵略性與強制傳教就此開始。

將人視為支配的目標，僅只是把自然界視為支配目標的一小步。一反他的部落所遵循數萬年可永續的農業形態，他決定盡可能、不顧後果地榨出土地的生產。一旦土地枯竭，既然種族滅絕與奴隸制度皆是可用之工具，他必須也大可奪取他族土地。如有物種威脅到其食物供給時—狼吃他們的羊，或小動物吃他們的作物，或甚至昆蟲—他也將竭盡所能摧毀這些“敵”種。

焦土式農業就此開始。

全世界的部落史，被這因對權力之饑渴而瘋狂，並殺戮鄰邦的一幫人給搞得亂七八糟。有些部落成長超過正常的部落規模，並能取得較多之季節性食物來源，因此產生了財富與權力階級，另一些部落則投入無法永續的焦土式農業生產，不是自毀就是被迫遷移。尚有一些部落相信他們的神才是惟一的真神，其他的不是假的，就是較不具力量。不過，這些變質的部落，沒有一個曾起而征服已知的世界。

這是因為在人類的歷史上，這些個因素不曾在同一地方同時出現。如果曾如此，支配型的文明在當時即已浮現。

直到7000年前，有一個人變成第一個支配者、第一個宣教者、第一個焦土農業推行者；而同時，因為至少三樣被部落視為瘋狂的個人行為集於一身，第一個城邦的建構者於是誕生。

由歷史記載可知，此人也許正是統治中東肥沃新月地區的吉爾伽美什國王。但很有可能，他只不過是第一個創造我們文化的眾多後繼者之一；他只不過是略微調整此一新社會因素的綜合體，以便自己能起而征服與摧毀他所知的整個世界，寫下他個人的歷史。

部落對吉爾伽美什國王及其文化承續者的蒞臨毫無防備。當新形態的社會組織接觸到敘利亞人、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阿拉伯人、維京人、土耳其人、匈奴人、歐洲大英帝國、德國、西班牙、法國、葡萄牙、比利時、荷蘭、來自歐洲的“美洲人”和“澳大利亞人”、印加人、班圖人、祖魯人、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印度的婆羅門人，還有其他等等…每一族群均被征服或轉型。

許多部落缺乏足以處理戰爭事務的中央權力架構；他們缺乏某種職業分工以製造武器及構成常備部隊；缺乏摧毀周遭任何竟爭勢力以謀取最大食物來源的意願。

他們徹頭徹尾未作準備。於是只得逃往更與世隔絕、更貧瘠的土地，直到逃無可逃，避無可避。

而那些沒被殺盡的就被“同化”。

托拉查（Toradjas）部落的故事是個典型的例子。荷蘭人“征服”了西裏伯斯島（現稱作“蘇拉威西島”），而在那兒山頂住著稱為托拉查的人，他們種植一種旱作的稻米，打獵，採集，以部落形態生活著。他們的經濟體系，除社會好意饋贈與責任外，無金錢或其他象徵交易的媒介物，且從不知什麼叫饑餓。他們很快樂地在這種形態下生活，這種生活形態，甚至在荷蘭第一次遭羅馬帝國佔領前已維持數千年，而他們也沒想過要種植特定的農作物外銷到荷蘭，或為荷蘭低地地主種植咖啡。

這對荷蘭來說是難以忍受的狀況，他們認為在這種情勢之下，“發展和進步是不可能的事”，並且除非迅速有所作為，這些部落人將必然停留在“原來層次”的原始生活形態。

於是，在1892年，荷蘭政府派出一群傳教土去摧毀部落的文化。結果，卻是完全的失敗。即使是對托拉查孩童提供教會學校免費的教育，也不足以說服他們放棄他們的信仰及生活方式。他們就是沒興趣購買荷蘭人所經營商店裏的商品，也不想為荷蘭出口商業種植咖啡與稻米，或侍奉荷蘭人的神。缺乏廉價的當地勞力，使此地的荷蘭工業難以圖利。

在經過30年教會的辛勤耕耘之後，荷蘭政府採取了B計畫。他們帶來了軍隊，強制將托拉查人從傳統居住的山頂遷居，並重新安置他們於低地。他們強抓托拉查男子做（名為徵召）修築道路的奴工。接著對每一個公民征人頭稅。為了應付這人頭稅，托拉查人必須到咖啡園工作。到了1910年他們就“改變了”，願意送他們的孩子到教會學校就讀，開始購買西方的衣物與日用品，抽煙與喝酒，也接受了基督教。雖然他們的死亡率躥升，雖然他們用祖先已過萬年的健康悠閒的生活方式，交換現在這種令人發狂、難以忍受的貧窮生活，他們卻被荷蘭政府宣稱為“開化”。

相同的情節絲毫不改地在亞洲、非洲、澳洲，當然還有南、北美洲地方上演數千次。在某些時候，甚至有善心人土捐款支援遙遠地區“拯救異教徒”的計畫；例如，這些事正在巴西以及東南亞叢林快速蔓延，在那些地方，主張“開化”的人土所想要的，就是得到叢林的資源及原住民的苦力。

部落的第三種也就是最後的選擇，就是抗戰。如果他們不能逃不能躲，而又不想被“同化”，他們必須投入戰鬥。然而，這是尤其具破壞性的事，因為他們首先必須要採取敵方的文化。要組織有效率的軍隊需要一個層級化的社會結構、專業的分工和具支配力的領袖。同時，資源會以狂飆的速度消耗，導致生活品質的喪失甚至引起饑餓與貧窮。由這點來看，在第一發子彈射出之前，古老文化就已輸了這場戰爭：他們變成了他們的敵人。

部落的人口

當我們審視部落與城邦時，發現一個有趣的形態。當城邦人口在歷史上，如癌細胞般的除非遇到瘟疫或饑荒，否則不受控制或不能控制地成長時，部落的人口卻能維持穩定數千年。我們曾被告知，這是因為他們居住環境衛生不佳或食物來源不穩定，所以有相當高的嬰兒死亡率及較短的壽命。

最近的發現卻顯示並不是這麼回事。

在抗生素的年代之前，部落人一般活得比城邦居民長久（指平均壽命），且有較低之嬰兒夭折率。更進一步，將部落人的化石與早期城邦居民相比較，顯示部落人較少蛀牙，骨骼較強健，較少有退化疾病的病徵。多年來許多古人類學者皆稱，農業革命與城邦的建立為“一個公共衛生的災難”。

史蒂文·米森（StevenMithen）在《心的史前》（ThePrehistoryoftheMind)一書中，述及考古學及現代的記錄清楚地顯示，“…農業的開始帶來了傳染病的波濤，營養素質的下降，以及平均壽命的減少”。那麼，為什麼人們要發展農業社會？米森指出，雖然農業導致人類社會生活品質的惡化，它也“提供特定的個體獲得社會控制和權力的機會”。就達爾文的天擇論所提出的，進化對個體比對群體更有益而言，“我們的確可以視農業為某些個體藉以獲得和保有權力的一種策略”。

部落如何控制人口？

一項使現代人、城邦的住民，相信剝削者所宣稱的，摧毀部落文化是“拯救”部落族人且對他們有利的說法，是人口問題。部落到底如何控制它們的人口，如果不是同類相食、殺嬰、傳染病或高嬰兒夭折率？儘管我們的文化認為這些是他們控制人口的方式，其實不然。實際上，在現代發展中國家中，如墨西哥的人口，比任何被研究過的部落面臨更高頻率的傳染疾病、嬰兒夭折、自殺，營養失調和饑餓。而部落的人口相當穩定，數千年不改。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沒人知道。

在《成長下的犧牲者》（VictimsofPreogress）一書中，作者約翰·搏德利指出，部落控制人口的重點與機制，“尚未全然瞭解”，但肯定不是以上所列舉的。大量出土的古老部落人民，尚無任何證據證實古代部落人有比“現代”大部分國家更高的殺嬰或嬰兒死亡率。他們的人口就是不會過多，沒人知道到底為何。

有一個理論是繁殖力是食物供給的函數。雖然我們不曾以此種理論去研究人口，我們知道不論野生或豢養的動物，數量會成長到一個食物來源可承受的數目，而後穩定下來（池裏的魚甚至會成長到一個於池中生存的適切大小後停止生長，沒有人知道如何會如此）。有可能是內在微妙的生理和內分泌回饋系統的作用告訴身體，外在是否有豐沛的食物或生活空間。當食物的來源降至理想的水準以下，內分泌系統於是觸發減少精子數或能動性，或卵子的生育力，或甚至釋放較少的刺激性欲的荷爾蒙和費洛蒙。

另一個理論與運動有關。在一份出版於1997年的研究報告中，發現57％的女性越野跑者有閉經的現象，這是一種月經停止正常週期而暫時喪失生殖力的狀態。雖然閉經被現代醫學視為一種運動引起的病情，而使用雌激素或其他荷爾蒙讓月經能重回正常週期，在自然的環境之下，它可能是平衡部落人口之精巧機制中的一環。如果這世界上超過一半的婦女，在過去500年的任何特定時間是不能生育的，我們也許就不必經歷我們現在看到的人口膨脹狀況。

相同的，一份1993年出版的研究報告發現月經較早開始（青春期的運動延後初經的時間）、更年期較晚，以及也許更重要的，月經較頻繁的婦女罹患乳房癌與卵巢癌的機會較高。頻繁的月經期，使她更常暴露於提高這類癌症發生幾率的身體荷爾蒙中。經常運動的婦女，一生的月經週期數較少，因此較少暴露於雌激素中。

第三個理論，是儘管部落的人依我們的標準，在科技上是相當無知的，但在一些直接影響到生活的方面，他們則又常常遠比很多現代人先進。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左右被現代科學家“發現”的數千年以前，部落人民早已經使用青黴素。

在1990年代於太平洋紫杉中“發現”泰克索（Taxol）的5000年前，他們已用它來治療乳房癌。同樣，許多植物，現在我們知道，含有能直接影響雌激素或其他男女荷爾蒙作用的成分。

例如，貞節樹，已在歐洲使用了數千年之久，後又被希臘“異教徒”女巫醫用來減低男性性欲，以免在雅典播種祭典中觸怒生殖女神，以求穀物豐收。它的名稱源自“hagnos”和“castus”，在希臘文中皆有貞潔之義。其他藥草，如艾菊和芸香，都是有效的墮胎或宿醉藥，直到本世紀初才廣泛見於醫藥教科書中。所以，很可能因為他們具備很先進的自然藥理學知識（如曾研究過的每一部落所見），而得以利用這些知識控制生育。

另有兩個減少人口成長率的因素，在部落中很容易觀察得到：母乳哺育和同性戀。

部落婦女以母乳哺育小孩3至5年是很常見的。在此一時期，身體會分泌荷爾蒙抑制月經和生殖力，想必是為預防婦女身體同時承受母乳哺育與胎兒成長的雙重壓力，而其結果即是有效又自然的節育。

當文化傾向鼓勵大家庭—常是為了建立更大的軍隊—通常衍生出反對同性戀的宗教和文化禁忌，在不必培養很多土兵的部落中，顯然沒這類忌諱。如威爾·羅斯科（WillRoscoe）所著的《活出靈性：美國印第安同性戀者詩集》以及沃爾特·威廉斯（WalterWilliams）所著的《靈與肉：美國印第安文化中性的多樣性》中所詳載，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人與行為，在許多古老文化中是普遍被接受甚至被稱頌的。有10％到20％的人行非生殖型的性行為，對人口也有穩定化的影響。

最後一種理論指出，在大部分的部落文化中，女人的地位和權力與男人相等。（他們或許角色分工不同，但這些並無上下的階級之分：他們在人際的權力與對部落的貢獻是相等的。）因此，在這些社會中，婦女在生育過程中有相當的決定權，何時和如何進行性行為，何時和如何進行節育，等等。無疑在過去50年間，美國與歐洲的婦女的權力漸漸增強，人口成長率也相對降低。

然而在一些天主教、印度教宗教氣息濃厚的國家，婦女的地位就較低、權力也較小，人口過剩呈現爆炸的形態。有人認為這足以證明文化結構能影響控制人口的能力。以印尼的丹泥部落為例，大部分婦女選擇於孩子出生後的5年內不要有性行為。在這些部落中，有高度複雜的社會組織賦予婦女控制自己生育之權，這樣的系統已運作達5000年以維持族群人口的穩定。

然而，不管他們如何操作，部落人口的穩定反映了其周遭環境可供給的資源。如同身體裏的健康組織一般，他們只取其所需而不過度。其運作有如魔術一般，一種也運作在自然界其他動植物種類上的魔術。

城邦卻因為持續不斷的擴張和征服鄰近土地，而有穩定增加的食物供給。因此，他們的人口無限制地成長，直到突然撞上饑荒或瘟疫的牆為止。這歷程，從第一個美索不達來亞城邦伐盡林木摧毀生存環境而後經歷饑荒，一再反復上演。

“但我們的國家很穩定…”

有些讀者會指出一些例外情形，如歐洲某些國家的人口成長已趨穩定：挪威、德國和義大利等。這些及其他國家已成功地停止飛快的人口成長（大多借由避孕）雖為事實，但這仍未達可維持的水準。

這些國家，如同其他所有年輕文化支配性城邦，巨量消費比他們生產的還多的資源（請注意抽取或開採礦產或礦物燃料的過程是消費和摧毀而非“生產”）儘管西歐每人平均消費的能源低於美國，這些國家也只是處於相對的和平與興盛狀態而已，因為他們所能利用的古老陽光終將枯竭。另外，他們之能享有相當的穩定與興盛，是因他們能繼續說服世界上較貧窮國家的政府，讓他們以貨物換取當地的勞力，並被允許擷取腳下曾經屬於部落民族的礦產與礦物燃料。

雖然此刻他們或許穩定，但因為所立基的文化故事使然，所有的城邦政府最終仍需面對固有的不穩定。像腫瘤或龐氏騙局，他們依賴不斷的成長：當這些國家的GDP或GNP變為負值時，他們很可能就墮入無政府狀態或起而攻擊鄰國。

這是因為那些生活攸關的元素之集中化：食物、能源、水、環境衛生和醫藥。在他們的想法中，集中化是好的，財富與權力是有利的，而且永遠有個遙遠的地方可以供給廉價的勞力和自然資源。

有些國家，如挪威，幾乎已達穩定。生活好、知識高、犯罪低、貧窮少。但如少了采自北海的原油，挪威將無所依而終至耗竭。

無政府或部落制度

如果聽了以上論述而以為我倡議廢除現代的城邦組織，我絕無此音。

我們已走得太遠，過了可回頭的時刻。共產主義的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支配型的文化改變其經濟或政治系統，填補進來也不過就是另一個新型式的支配系統。本書不是為宣揚革命或無政府主義。

再者，我也並不暗示部落生活是完美的烏托邦。

雖然有許多部落的人們過著悠閒而舒適的日子，也有一些承受著困難、殘酷與充滿恐懼的折磨。雖然歷史上不曾有過，能與城邦年輕文化所加諸部落人們相提並論的殘暴、折磨和死亡（當然也不曾消滅他們），但是，在自然的無常中，許多人也許仍過得艱難和痛苦。

他們的生活是永續的，沒錯—但不一定是舒適的。

我並不建議非在回歸部落制度或解構我們所謂的現代文明兩者之間擇一不可。

只是，我們必須對我們在這世界上所製造出的情況之冷酷、清晰的事實，及其背後形成的原由，有所覺悟：

支配性城邦年輕文化視世界的一切為其潛在食物與物資。

我們會一直成長與消費，直到最後涓滴不留，我們的文化和生態系統將崩解，留下數十億饑餓的人，污染的土地、空氣和水，與數百萬死絕的物種。

採用部分我們祖先的教訓與世界觀—他們曾在這星球上穩定地生活至少10萬年—我們可以改變方向，並至少為這星球的部分地區，創造出永續的和可居住的未來。

注釋：

①一旦明白了這回事，美國政府於是樹立一種慣例，找上部落中的特定人—通常是會受金錢或酒精收買的人指定其為惟一可以代表整個部落的有權者。而後與之簽署的協約即有了合法外衣而可執行。然後當其他族人不願遵守協約，放棄自己的土地、礦產，或其餘列於協約的物品時，他們就以違約為名義，施以殘暴的鎮壓。這種慣例時至今日，那些想要原住民土地者，不管是印第安事務局，或美國政府其他官員以及大商社，仍舊如法炮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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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陽光的最後餘暉-搶救地球資源
作者：ThomHartmann,NealeDonald
譯者：馬鴻文
網頁：http://www.self-learning-college.org/oldsu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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