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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瞭解，憲法之所以將宣戰的權力賦予國會，乃根據以下之理由。史上君王總是將人民陷於兵荒馬亂中，並使人民因戰爭而貧窮，卻常高舉人民福祉為幌子。我們議會知道，此乃君主的所有壓迫之最，於是在他們所設計的憲法之下，沒有任何個人能擁有將此壓迫強加我們身上的權力。”—林肯

“在海灣戰爭之前與伊朗外交部長的會晤，是總統無論如何決意要做的，得到了國會的支持…我想即使國會投票反對，我們還是會勇往直前…我不認為我必須得到國會的准許。”—詹姆斯·貝克，前美國國務卿，談論海灣戰爭之始

有人對本書中的理念提出爭論：如果部落式的生活這麼好，我們怎能征服他們？“勝者”不就代表“優越”嗎？

最簡單的回答是：“希特勒的生活方式優於法國與波蘭人嗎？”

歐洲人佔領美洲的模範歷史，使我們發現了一大片無知的野蠻人不知如何利用的“處女地”，或是說，因為我們較為聰明、文明，而且有槍炮等科技，所以征服了他們。

其實這兩個觀點均錯了，在1620年清教徒在美國建立家園以前，至少有兩次對美國這“蠻荒地”的入侵被成功逐退。雖有武力優勢，歐洲人卻無足夠的求生技巧以生存下來。事實是，與印加帝國一樣，疾病使得我們殖民北美洲成為可能，這事實不見於多數高中歷史教科書，卻詳述於毋須經德克薩斯州政府審查的大學及其他書籍。

歐洲人已經暴露於天花數世紀之久，病後存活者都有遺傳上的抵抗力，因此雖然天花與水痘、流行性感冒、淋巴腺鼠疫和肝炎等為歐洲人常見的疾病，致死率並不高。

美國原住民卻非如此，歐洲人所到之處，他們動輒死亡，數以十萬至百萬計。清教徒登陸麻塞諸塞州的前幾年，原住民就已經與荷蘭、法國和英國的漁夫及海岸交易者進行貿易。這些人在原住民間大肆散播傳染病，以至於清教徒於1620年定居之時，一位親眼目睹此況的英國人庫什曼說，存活的原住民不到5％，全村滅絕，遍地骷髏，少數倖存者逃往西方…帶著傳染病。

新英格蘭地區90%到95%原住民的病死，在當時的麻塞諸塞灣殖民地（MassachusettsBayColony)首任總督約翰·溫思羅普（JohnWithrop）眼中，成了來自上帝的“異象”。1634年他寫信給英國友人：“至於這些土著，上帝追擊他們不遺餘力，到現在仍流行的天花橫掃300英里，極少倖存者。借此上帝顯明了我們在此地的權柄；那些總共剩不到50人的土著成為我們翼下的臣民…”

此後十年，當歐洲人向西挺進，與原住民之衝突再起。清教徒牧師英克裏斯瑟（IncreaseMather）寫到：“上帝用天花來結束爭議，印地安人一村又一村地滅亡，一些村子甚至無一人逃得過這大毀滅。”最終，傳染病追隨原住民，從佛羅里達州到緬州，從麻塞諸塞州到加州，為歐洲人之殖民“鋪路”。

正如查理斯·達爾文於1839年所寫，“歐洲人踏處，死亡追擊土著”。無論如何，達爾文適者生存（輕忽了傳染病的角色）的觀點，已成為我們告訴自己世界如何運行的故事，但是，存活於過去並不能預測在空前多變的未來也能存活。

只要看看數以千計走過長遠歷史洪流的物種卻在本世紀滅絕，就可理解此點。要預測未來的需求，我們不能只向後看，還必須展望未來。

部落社會最高的價值是合作，合作乃為部落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歐洲人一上岸，他們就展示其作精神，幫助歐洲人耕種以及度過前幾個冬天。

易洛魁人讓詹姆斯·麥迪森參與他們的部落會議，在此麥迪森學習到存在千年之久以至於今的易洛魁聯盟之約束法律，也由此看見了他們的合作。麥迪森吸取了他們有關內部制衡、司法和立法分離以及選舉代議的政府系統構想，並告知佛蘭克林和傑佛遜，於是這三人將這些構想整合入美國憲法。這三人在其著作中均曾大幅論及此事，而且佛蘭克林在1754年初試代議民主時，曾邀請42位易洛魁聯盟成員參加奧爾巴尼聯盟規劃會議。他在其後的奧爾巴尼會議中說：“如果六個無知的野蠻部落可以組成這樣的聯盟，實施多年且仍然穩固，而類似的聯盟卻無法行於十數個英國殖民區，豈不奇怪？”

然而，這些早期殖民認為他們比易洛魁人更知道政府之事，雖然效法了易洛魁的兩院立法、最高法庭以及對中央政府許可權之界定，他們卻對君主政體戀戀不捨。

曾經爭論身為總統的他應該被尊稱為“閣下”的華盛頓，就是那些推動在我們政府中加入行政首長或代理國王的一位元。而且幾乎所有移民都認為，易洛魁僅由女性選舉或罷免代表（代表多為男性）的系統為一大錯誤，他們將此改為只有男性可以做這些決定。

易洛魁今天仍沿用的規則，明訂所有重大決策（如開戰、變更國土、與其他部落的關係等），應由代表交付給地方上的選民進行討論、辯論和決定。然而當時移民亦決議將之忽略，創造出，現在每天這些決策都在不必諮詢選民的情況下進行。

我們文化的核心價值，不是合作而是權力。神施於人的權力；一群人施於另一群人的權力；男人施於女人的權力；對財產的權力（誰擁有什麼，誰不准擁有）；人類施於自然界的權力。一切都是權力。

那麼，以權力為至高無上的文化，會消滅以合作為最高價值的文化，也就不足以為奇了。然而難道這就表示奉權力為圭臬的文化較為優秀？能永遠存在？甚至其存在時間能有古老合作文化的1％？

也許這些新達爾文主義者是對的，那些存活下來的文明的確較優越，但是，生存之戰尚未塵埃落定，更尚未蓋棺論定。人類歷史是個實驗，初步結果顯示，以權力為中心的文化總是摧毀自己。

記得經過數萬年的和平共存，一小群美索不達米亞人起而將權力與支配置於所有人與事之上；他們贏得戰爭，且人數增長，於是更為相信其權力的擴張證明了他們的優越、正確和其文化的恩賜。

但然後，他們也瓦解了。

當饑荒、瘟疫和受傷的土地逐漸褪入模糊的記憶，在其葬禮之灰燼上，另一群人再起而嘗試，於是另一個文明崛起。然後，這個文明也崩潰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美索不達米亞、希臘、羅馬、匈奴、奧斯曼、印加、阿茲克特…等等。

今日揮舞著權力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系統之化身，是否也將潰敗歸於塵土？是否最後剩下的只有部落民族？

是否真的柔順者將繼承地球？

如果我們周遭的徵兆無誤，那麼很可能新達爾文生義者說得對…但是他們選錯了優越的文化，至少以長期生存的能力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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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陽光的最後餘暉-搶救地球資源
作者：ThomHartmann,NealeDonald
譯者：馬鴻文
網頁：http://www.self-learning-college.org/oldsu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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