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吉在3月離開印度,他和他的出生地以及和友人的對白已經告一段落。克里希那吉曾經和我們一同歡笑,一同散步,他為這片土地的美而感動;他慈悲地注視過這片土地上的富人和窮人;他聆聽過成千上萬的人向他傾訴;他治療他們內心的創傷;他握著某個友人的手,帶著他一起穿過心中的迷陣;他提出問題,詳加討論,卸下對方心中痛苦的重擔。然而這樣的克里希那吉已經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嚴肅、充滿著質疑的克里希那吉。所有的私人關係都有了轉變。他仍然慈悲,但是他開始要求我們回答那些基本的問題。所有的歡笑和遊戲都結束了。
他從孟買飛往羅馬。萬達.斯卡拉維利女士前往機場迎接他。克里希那吉一到羅馬就生了很嚴重的病,起先是發高燒,後來又得了腮腺炎和腎臟的疾病。
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爾之間的不滿與疏離愈來愈嚴重。一群新的友人開始對克里希那吉的教誨深感興趣,他們在歐洲聚集。1961年,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由拉嘉戈帕爾負責召集來自世界各國的人,於瑞士的薩嫩舉行了第一次聚會。克里希那吉感覺西方世界已經形成一個新的運動,他對這個情況的發展是全神投入的。
1962年的秋天,他決定不返回印度。他分別在羅馬及格施塔德與薇姆拉.塔卡爾對談,談話中他提到對印度的憂慮。中印交惡這件事,令克里希那吉非常心痛。他在書信中明白地表露了他的擔憂。薩嫩的演講結束後,克里希那吉又病倒了。他寫信告訴我,旅行、演講、與人晤談令他疲憊不堪。他的身體、肌肉和薄膜組織都需要加強。於是他決定1962年的冬天不回印度,繼續留在意大利,直到年底。他需要休息、重新恢復活力和貯存精力。以印度傳統的語言來形容,他進行的是引發能量的閉關。
1963年10月21日,克里希那吉返回德里。他在歐洲總共住了十八個月。離開機場以後,他在車子裡告訴大家,他許久都沒有接觸人了,住在國外期間也很少想到印度。你可以感覺印度帶給他的那份流暢的情感已經消失,他顯得遙不可及。
馬哈瓦恰利也在德里,每天傍晚我們都和克里希那吉到佛陀紀念園散步。我問克里希那吉,為什麼某些人追隨他的教誨只能到某種程度,然後就沒有進展了。他說確實如此。走在前面的他,臉上顯得十分沉重。他回到我們身邊繼續討論剛才的話題。他感覺人類缺少沒有衝突的能量—那股全神貫注和否定的能量,他說:“人必須徹底否定自我。”
後來幾次的散步中,他開始詢問有關克里希那穆提的事實。為什麼那個頭腦空空的傻男孩,沒有被通神學會和它的儀式侷限,也沒有被西方生活影響?我問他知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開悟的,他說:“不知道。然而那件事到底怎麼發生的?難道真如通神學會所說,克里希那穆提是彌勒尊者的化身工具?這件事和輪迴有關嗎?克里希那穆提的心智為什麼如此坦直、天真?他為什麼對每件事都存疑?”
60年代初期,巴克敏斯特.富勒和克里希那吉在印度見了面。朋友們都稱他為巴基,他是改革建築結構的著名設計家。他設計的都是未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同時也是哲學家、具有遠見和創意的科學家。他對於人類的需求有全面的了解。我和巴基是很熟的朋友,他聽說克里希那吉在德里,於是打電話給我,要求和“那位奇妙、俊美而又智慧的人”見一面,於是我安排了一次晚宴,他們雙方都在場。
巴基手裡拿著一個溜溜球走進屋來,克里希那吉則顯得害羞與退縮。那段時期當他見到難纏的知識分子時都有這種反應。巴基首先開口講話。晚餐時他講話,晚餐後他還在講話。克里希那吉只是安靜地聽著,幾乎沒有說過一句話。巴基仍然講個不停。後來克里希那吉返回基蒂.西瓦.羅的家中,巴基才轉向我,感謝我安排了這次聚會,他說:“克里希那吉真是一個奇特而又富有智慧的人。”
克里希那吉從德里前往拉吉嘉特和瓦拉納西。阿秋在拉吉嘉特已經工作了多年,當時還在協助維諾巴.巴韋的捐地運動。他非常贊同維諾巴吉的工作方向和民族精神。對他而言,為貧困和飽受壓榨的人出力就是宗教生活。克里希那吉對這件事的反應深深動搖了阿秋。
克里希那吉說:“這麼多年都過去了,你怎麼還是個笨蛋?你為什麼還在那裡幹傻事?喂!我的孩子啊!如果你沒遇到我,你現在可能還在那裡搞'人類大提昇運動',蹲在那裡洗鄉下孩子的屁股呢。做這些事沒什麼錯,但是你來拉吉嘉特的目的不是這個。你自以為是地想改變社會,但是深刻的改變必須從自己開始。”
阿秋說他不了解克里希那吉的話中之意。安妮.貝贊特曾經告訴阿秋:“如果你不了解克里希那吉,你就把他的話置於高閣,但是永遠不要拒絕他。”阿秋從這位先知的身上學到永遠不要說“是”,除非你能確知真相是什麼。於是他請了六個月的假,離開拉吉嘉特,前往喜馬拉雅山的羅哈嘉特和比托樂格爾。他問自己:“我是不是太依賴克里希那吉和拉吉嘉特了?”他同時也探索自己為平民服務的動機。他開始在每一天的清晨寫下自己的想法。不久他就察覺到自己的心智和思想的活動。覺察替他帶來了自由。
1964年阿秋回到拉吉嘉特。當年的冬天他和克里希那吉再度見面,討論他心中無法解決的衝突。克里希那吉說:“你在拉吉嘉特的這些年一點進展也沒有,所以你應該離開。拉吉嘉特並沒有幫助你開花結果。”1965年阿秋無怨無悔地離開了拉吉嘉特。他進行了一次閉關,觀察心中的無明。他住在班加羅爾的一棟與外界隔絕的房子裡。他從一個地方流浪到另一個地方,企圖斬斷所有的根。
阿秋的哥哥羅.薩希布對這件事非常懊惱。他覺得阿秋被人拋棄了。十三年來阿秋的生活都奉獻給拉吉嘉特和克里希那吉的教誨,羅.薩希布覺得阿秋現在是空手而歸,於是逐漸遠離克里希那吉。羅曾經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克里希那吉,他需要接近克里希那吉,他對克里希那吉總是懷著熱情和情緒化的反應。他頑固地否定了自己。他發現自己內心有一些東西已經覺醒,卻拒絕承認那是教誨的功勞。他深深陷在矛盾中,只好以照顧玫瑰園的藉口來封閉自己,拒絕承認自己的困惑。但是你很快就能感受他內心深處的創痛。這種壓力影響了他的健康,不久他就得了高血壓和心臟病。
1963年以前,克里希那吉已經表達了他對印度的不滿。他開始提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一直持續地探索了許多年。克里希那吉覺得需要採取一些行動,他無情地詢問自己和周遭的人。他說他在印度已經講了三十年的話,結果什麼事也沒發生。“沒有一個人真的活在教誨中。”他對於年長的人似乎很不耐煩,他覺得周圍應該有更年輕的人出現。克里希那吉批評馬哈瓦恰利的頑固和拒絕改變工作方式。那時聚集在克里希那吉身邊的人已經為數不多。馬哈瓦恰利管理基金會的方式就像一名士官長。馬哈瓦恰利和羅.薩希布之間的衝突也愈來愈深。
1964年的12月我到達馬德拉斯,住在瓦桑.威哈爾。克里希那吉時常和我們共進晚餐。馬哈瓦恰利、阿秋、南迪妮、巴拉宋達蘭都在場。羅.薩希布沒有從浦那趕來此地。晚餐後我們開始進行討論,我問道:“心智要想突破,必須採取哪種行動?必要的探索已經做到了,自知之明的覺察力有了,眼睛睜開了,耳朵在聆聽,心智也覺醒了,然而整體的覺察和慈悲還是欠缺。要想突破,必須有完整的行動才行。”克里希那吉說:“確實如此。”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應該深入討論。
第二天晚上我們再度試著去發現那個行動是什麼。克里希那吉說:“覺知和情感的活動能不能合一。”
“擁有豐富精髓的覺知是怎麼產生的?”我問道。
克里希那吉說:“那必須是一種非常單純的活動。”然後他就靜默不語了。討論的本身為這個房間製造了一種氣氛。這股能量像火焰一般,燃透了意識的長廊。屋子裡充滿著深刻而無量的空寂。這股能量大到連身體都無法承受。我們當時圍著克里希那吉盤坐,我的身體實在無法承受這股能量,只好靠牆而坐。克里希那吉挺直地端坐著,頭部沒有任何動作,時間好像停止了。
1963年,聚集在拉吉嘉特的友人中,有一位高大健壯、長相很好看的年輕人。他名叫艾倫.諾德,是從南非來的音樂家。他在1963年的夏天參加了克里希那吉在薩嫩舉行的演講,並且和克里希那吉見了好幾次面。不久他就切斷了和南非的聯繫。
從1964年的冬天到1965年,諾德伴隨著克里希那吉來到印度。不久克里希那吉就告訴我們,他想讓諾德充當他的秘書,陪他一同旅行,處理他的信件往來,鼓勵青年人前來聆聽他的演講,等等。
1965年的秋天以前,克里希那吉還在歐洲,諾德開始充當他的秘書;1965年10月克里希那吉回到印度,陪同他的有瑪麗.津巴樂斯特、諾德和喬治.韋濤卡斯。喬治.韋濤卡斯是來自希臘的同類療法專家,多年以後他變得非常著名。克里希那吉這回要在德里舉行數場演講,然後再到瓦拉納西。
克里希那吉曾經寄信給馬哈瓦恰利,他很天真地建議馬哈瓦恰利,好好安排瑪麗.津巴樂斯特、諾德、喬治.韋濤卡斯住在拉吉嘉特的校園裡。馬哈瓦恰利對於舒適和審美的觀點都屬於太古時代,因此這些訪客所受的招待簡直是一場災難。
在印度,廁所永遠被視為污穢的地方,傳統的印度教徒每次上完廁所都得洗澡。阿秋.帕瓦爾當告訴我們,他還記得過去住在瓦拉納西時,婆羅門外出都會多帶一條多蒂腰布,因為在友人家如廁之後必須清洗身體。多年以來我一直建議馬哈瓦恰利,起碼的衛生設備是必要的,但是都沒什麼效果。對他而言,抽水馬桶或洗面盆都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多少世紀以來,小木桶和金屬做的小水罐,已經足以解決印度人的需求,因此他覺得沒有什麼改變的理由。
60年代的拉吉嘉特校園,只有克里希那吉的屋子裡裝置了起碼的設備。瑪麗.津巴樂斯特是典型上流社會的產物,她生長在一個最考究的環境裡,已經習慣於父親和丈夫提供給她的豪華生活。如今她卻被安置在一個沒有抽水馬桶、沒有浴盆的屋子裡。這間屋子的牆壁剛剛粉刷過,窗戶到處都是白色的塗料。克里希那吉親自前來探視他的客人所住的房間。他被嚇壞了,發了一頓很大的脾氣之後,立刻安排瑪麗.津巴樂斯特搬到他住的房子。但是馬哈瓦恰利仍然不為所動。
克里希那吉和馬哈瓦恰利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彆扭。
從60年代開始,克里希那吉對於學校、工作人員和校務的態度有了重大的轉變。他要求大家不斷地改革。他發現印度正在急遽衰退,學校必須從昏睡中醒來。他覺得學校不能再停滯不進,眼前看不到任何的創造力,他不斷提醒基金會的成員和學校的老師:“快點動起來!如果你們還在原地踏步,你們就會衰退僵化。”他認為一個人的內心和外在的工作,都必須一直不斷地進展,他在寫給我們的一封信中如此說道:“既然已經進展到某種程度,就該繼續前進,不該原地不動。不進則退,你們不能靜止不動。”克里希那吉的組織必須有爆發性的改變,在印度,一人覺醒,連高山都會移動。
1965年的夏天,我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有人送了克里希那吉一輛奔馳汽車,他帶著我兜風;即使缺少練習,他在急轉彎的道路上仍然開得很穩。他開車的技術真是一件令人讚嘆的事。
1966年的夏天,在從美國返回印度的途中,我順道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克里希那吉告訴我,美國有許多年輕人被他的演講吸引。諾德曾安排克里希那吉前往幾所重要的大學演說。年輕人正在反抗美國現存的文化,他們渴望的是“立即涅”。接觸克里希那吉令他們覺得有充電的感受,於是他們紛紛前來聽講。但是他們並不願意過簡樸而嚴肅的生活,他們也不想放棄各種的迷幻經驗,於是他們又轉向那些比較柔順、承諾他們至樂的上師。一大群年輕人率先前來薩嫩聽講,但是其中很少有人願意認真地探究自己,或加入克里希那吉的工作。不久薩嫩就變成東西歐嚴肅人士的聚集地。這些人非常關心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他們想尋找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諾德繼續陪同克里希那吉訪問印度,1966年的整個冬天他們都在一起。每一次的來訪,克里希那吉和馬哈瓦恰利之間的關係都在惡化,克里希那吉和印度基金會的鴻溝也愈來愈深。早在歐洲時就有人告訴克里希那吉,印度基金會的成員幫著拉嘉戈帕爾反對克里希那吉,基金會顯得相當自大、狹窄與自滿。
回到印度他繼續嚴肅地詢問大家,他已經講了三十年的話,為什麼還沒有任何進展。他拒絕拿印度和其他國家相比。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如果我死了怎麼辦?有誰能維持這些地方?”沒人能回答這個問題,巨大的壓力在我們之中越築越高。
當時的情況非常奇怪,這位偉大的老師總是站在講台上熱情地描述沒有衝突的心智。他自己已經解脫壓力,他親近的伙伴卻被他所提出的問題壓得透不過氣來。多年之後我們才了解克里希那吉的問題的本質,以及深刻的聆聽和存疑所造成的能量。
1967年的1月,艾倫.諾德和馬哈瓦恰利在瑞希山谷爆發了激烈的衝突。克里希那吉對此事非常不安,他和我長談,表達他的深度關切。馬德拉斯的瓦桑.威哈爾好像一個死寂的地方,很少有人前來閱讀或討論。克里希那吉說:“沒有創意的人才設立僵死的制度。”
那一年的冬天,諾德沒有陪同克里希那吉回印度。早在1963年,克里希那吉就告訴過馬哈瓦恰利,基金會的運作必須做重大的改變了。1967年的冬天,他一回到馬德拉斯,便要求馬哈瓦恰利與嘉洛韋分擔基金會的工作。後者是一名蘇格蘭人,他剛剛辭去賓尼公司的總裁職位。克里希那吉又建議馬哈瓦恰利接受賈亞拉克斯密的協助,共同維護瓦桑.威哈爾的房子和花園。馬哈瓦恰利沒有表示明確的意見。
賈亞拉克斯密是南印度的依安格爾婆羅門,非常具有處理事務的才智,特別是在房地產方面,對於南印度的古典音樂也有深入的認識。60年代初期她就開始造訪瓦桑.威哈爾。她深深浸淫在依安格爾婆羅門傳統中,額前總是點一顆吉祥痣。她穿深綠或棗紅的紗麗,按照依安格爾傳統的穿法斜披在肩上。她說話輕柔,行動卻很強悍。每天傍晚她都送克里希那吉到阿迪亞爾的海灘散步。
1967年對我們而言是陰鬱的一年。克里希那吉顯得焦躁和吹毛求疵,他的話語變化多端;你可以感覺他正進入重大的轉變。1967年的2月9日,克在孟買的新教育基金會中致詞,他以熱切的語氣敘述他對印度基金會的憂慮,我們在場的人都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克里希那吉說:“我準備要說一些話,這些話沒有一點批評或譴責的意味。我的心中真的沒有任何評斷,我希望你們從一開始就明白這點。
“我已經講了四十五年的話。瑞希山谷和拉吉嘉特最初創立只有一個動機。這兩個地方都是實踐教誨的神聖場所。我希望你們不要誤解這句話的意思。我想現在是算總賬的時候了,讓我們來看看這兩個地方是否真的在實踐這些教誨,能不能給人一種神聖的感覺?
“我曾經說過一句話,這句話可能會讓人誤解。我當時說的是:'我們的學校必須成為印度的綠洲,我們必須守護它們,讓它們和周遭的混亂隔離。'我真的有很強烈的感覺,而且覺得十分振奮。但是我不得不說,過了這麼多年,這兩個地方還是沒有開花結果。
“我也許永遠不再回來,也許很快就死了。我告訴馬馬(馬哈瓦恰利),即使我回來,也只是停留一小段時間,不會像現在一待就是五個月。我的體力已經不夠了,因為我的睡眠狀況不太好,而且時常感到疲倦。
“你們必須考慮,我死了你們該怎麼辦?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我也許不再回來,也許回來一段短暫的時間。這件事將由我全權決定,其他人是無法做主的。
“這兩個地方能不能守護得好,你們了解嗎?我指的不是由巴拉宋達蘭或別的人來守護,使它們不至於腐化。我指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應該守護它們,使它們成為真正的綠洲。
“今天早上我告訴基蒂吉,中飯時又告訴普普爾,我們必須很快地採取一些行動。至於該採取什麼行動,我也不知道。我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大概還有十年左右。我不想浪費我的能量,我必須專注在現有的每一件事上。我現在是很清醒地、毫不感情用事地在說這些話。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才能守護這兩個地方?請務必了解'守護'這兩個字指的是:在這個瘋狂的世界,我們要把這兩個地方當綠洲一樣保護。還有如果我不再回來,我死了,你們該怎麼辦?
“四十年來我們製造了什麼?你們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大半生奉獻給這件事,它到底有了什麼進展?如果只說:我們已經盡力了!這是不夠的。我並不是在論斷你們的對與錯,我只是在質問我們該怎麼做。
“同樣的事也在奧哈伊發生了。你們大概知道克里希那穆提出版公司和我之間的困擾。我們一開始想共同建立一個深刻、永恆而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奧哈伊那邊也一樣沒有結果。
“我們該怎麼辦才能使這兩個地方變成教誨的綠洲?我們要如何使它們變得有價值?我和馬馬已經為這件事討論了許多次、許多年,現在我對自己說:我們該怎麼辦?”
馬哈瓦恰利打斷了克里希那吉的話,企圖加以解釋,找出一些藉口,但是克里希那吉並不想聽下去。
“你說的話我都了解,我們在拉吉嘉特和瑞希山谷已經為這件事討論過無數次。我們討論這件事已經有七年了。我想問的是,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讓我們把過去忘掉,忘掉我說了什麼,你說了什麼,'我們已經盡了全力'之類的話。現在只有一個問題: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馬馬!我明天可能就死了。我雖然並不打算死,但是如果我死了,你們要怎麼辦?你們能否像往常一樣繼續下去?仔細想想這個問題,馬馬。”
馬哈瓦恰利回答:“我想如果出現了這麼大的危機…”
“馬馬!危機已經在眼前了。”克說。
1968年的年初,克里希那吉返回歐洲,我們聽說他的周圍又形成了一個團體。克里希那吉拍了一份電報給馬哈瓦恰利,要他把瓦桑.威哈爾交給嘉洛韋管理。馬哈瓦恰利告訴克里希那吉,雖然拉嘉戈帕爾已經把委任權交給了他,在法律上他還是沒有權利把瓦桑.威哈爾交給嘉洛韋。他說克里希那吉也許擁有道德上的權利,但是法律上的權利仍然歸於拉嘉戈帕爾。克里希那吉為此事感到非常苦惱。
巴拉宋達蘭在巴黎,很快他就前往薩嫩和克里希那吉會面。基蒂.西瓦.羅寫信給克里希那吉,她說如果克里希那吉願意,她要讓印度基金會的人一起辭職,克里希那吉沒有回答。
克里希那吉和巴拉宋達蘭會面以前,克已經宣布他將斷絕與奧哈伊克里希那穆提出版公司的關係,並且在歐洲成立一個新的基金會,繼續完成他的志業。
此時英國布洛克伍德公園的土地已經買下,不久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就在英國登記成立。巴拉宋達蘭發現克對印度基金會十分不滿,當時諾德在場負責記錄。經過一番討論,最後決定由巴拉宋達蘭擔任總幹事,印度基金會的董事長則由我擔任。
不久巴拉宋達蘭返回印度。1968年的8月下旬,他和我前往瓦桑.威哈爾,要求馬哈瓦恰利把瓦桑.威哈爾交給新教育基金會或者賈亞拉克斯密。馬哈瓦恰利拒絕了,不久他離開瓦桑.威哈爾,把委任權交給拉嘉戈帕爾,並且把瓦桑.威哈爾交給拉嘉戈帕爾的律師處理。
1968年的10月,我們接到克里希那吉的一封令人不知所措的信,這封信深深動搖了基金會的根。
各位基金會的成員:
今年夏天,巴拉宋達蘭博士前來格施塔德,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新教育基金會所需的改變。有了改變它才能屬於克里希那穆提英國基金會,參與我們在全世界的工作。
默爾海德先生和夫人也來到格施塔德,我們與他們二人就相同的論點加以討論。我們大家都很清楚該怎麼做了。但是印度基金會似乎對這些論點還有誤解,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把它們寫下來。
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在今年8月28日成立於倫敦,它負責主導與統合全球的教誨事宜。我們花了很多個月的時間,訂立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的法規,確保這些法規能滿足我們的需求。沒有任何人或任何團體能在現在或未來控制英國基金會。它只對我負責,完成我的願望。
我要聲明一點,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是一個辦事處,它只處理物質事務。它絕不是我時常在演講裡反對的那種組織。它不是一個讓人產生心理依賴的組織,其中沒有信仰和追隨,也沒有階級的高下。它只是一個對我負責的委員會,它將依照我的方式傳佈教誨,進行出版,等等。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委員會,其中的成員都覺得他們代表的是所有的國家,而不僅代表自己的國家。
如果印度基金會和新教育基金會想和英國基金會結合,你們就必須達到某些條件。現在並不是指出過去所犯的錯誤的恰當時機,但是正如我時常所說,新教育基金會的運作並不如我所願,它也沒有按照我的話行事,因此我和巴拉宋達蘭博士列了一個條件的清單。我已經看過這份清單,它是我和他共同完成的。這份清單非常正確而可信,他會交給你們看的。
新教育基金會的成員必須把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全部投注於學校的工作,這裡沒有任何人身攻擊,也沒有對任何人的苛責。
我們確信,凡認為這些教誨有意義的人,都會履行上述的建議。如果有人想辭職,它應該是出自合作的智慧的行動。
誠摯的克里希那穆提
我們在瑞希山谷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羅.薩希布.帕瓦爾當、阿秋.帕瓦爾當、蘇南達.帕瓦爾當皆已辭職;他們的信件都擺在會議桌上。馬哈瓦恰利當場提出辭呈,巴拉宋達蘭被選出擔任總幹事及瑞希山谷學校的校長。基蒂.西瓦.羅無法承擔這一壓力,於是也辭職了,而我則被選出擔任董事長。雖然基蒂.西瓦.羅和所有剩下的成員都在給克里希那吉的回信上簽了名,大家還是要求我擬訂一份草稿。這是一封很難寫的信,他到底是我們敬愛的老師,他曾經激起我們強烈的奉獻精神,但是他的信所帶來的挑戰,令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必須運用智慧向他表達我們對他的敬愛,同時又能妥當地拒絕他信中那些不可能達到的要求。信的內容如下:
親愛的克里希那吉:
你透過巴拉宋達蘭博士和默爾海德帶給我們的信,我們都看了。新教育基金會鄭重地考慮了信中的觀點。我們深信新教育基金會應該反映你的教誨,並且讓你的教誨在這些年輕人的心中紮根與開花結果。為了能維持這種精神,我們決定新教育基金會應該在結構上和運作上重組。
多年以來,新教育基金會已經和你的教誨緊密結合。其成員總是以喜悅、虔誠和全神貫注的精神聆聽你的話語。如果他們無法把你的教誨在教育的領域裡實踐,那是因為他們在精神上尚未成熟,而不是因為他們對你和你的教誨欠缺興趣和虔敬之心。瑞希山谷和拉吉嘉特這兩個地方就是為了你的教誨而設立的,新教育基金會從未脫離過這個目的。
你最近的信中所表達的一些觀點,深深傷了基金會成員的心。信中似乎暗示目前的新教育基金會不夠資格和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結合,重組的新教育基金會必須達到某種程度,才能和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以及你的教誨結合。然而誰又能負責這項檢驗的工作?
我們與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結合是要傳播你的教誨,這個結合是奠基在徹底的合作之上的。新教育基金會是一個完全獨立而自由的個體。我們要再次向你表達我們深刻而堅定的決心,我們願意盡可能讓這兩個機構達到原先設立它們的目的。
以誠摯的心向你致意
我們向克里希那吉保證,我們與他的因緣是深厚的,但是我們拒絕由任何組織決定我們與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誨是否有權利結合在一起。
我們與上師之間的緣分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新的關係必須形成了。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回信,不久我們得知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已經在英國登記,另外又在馬德拉斯設立了一個克里希那穆提中心,由賈亞拉克斯密擔任駐印度代表,負責全印度的教誨事務。
對我而言,那是一段向內心深入探索的時期。當年的6月我前往美國,我寫信並且打電報給身在布洛克伍德的克里希那吉,要求與他會面。我沒有接到回音。我經過倫敦前往美國,到達紐約時聽朋友說,我在倫敦時,克里希那吉也在那兒停留了一天。我深感受傷,我必須面對上師已經消失的事實。這個事件引發的痛苦,披露了我對他的依賴。上師真的不見了,處在黑暗中,只有教誨的種子支撐著我渡過難關。雖然沒有得到任何回音,我仍然能無情地觀察自己。我覺得自己的腦子更有彈性和活力,對於這個無解的問題仍然能安心面對。
1968年的12月,我以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寫了一封信給克里希那吉,邀請他到印度演講。1969年的12月,他從加州寫信給我,感謝我這次邀請他到印度。他要求基蒂.西瓦.羅和我負責安排演講和出版會刊的事宜。他說從1969年的12月到1970年的2月他都會待在印度。
克里希那吉的信中隻字未提1968年那封信的內容。自從1966年9月7日之後,我接到的第一封信是從奧哈伊發出的。1969年的6月2日,克里希那吉寫信要求印度基金會為他準備兩張回程機票;諾德和克從歐洲到印度的機票,奧哈伊基金會無法提供,因為基金不夠。
1969年的8月下旬,我們聽說克里希那吉已經斷絕和諾德的所有關係。這件事令我們非常吃驚,我們無法相信,幾個月以前諾德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現在卻從畫面上消失了。
我最後見到羅.薩希布是在1969年的晚春。他當時住在浦那,人已經得了重病,但是還到門口迎接我。他仍然以他獨特的方式歪戴著上漿的白帽。看到我,他面帶微笑地摘下一朵蓓莉賈塔卡送給我。快到8月底的時候,羅.薩希布.帕瓦爾當突然得了腦溢血。阿秋警告我,他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對於他迫在眉睫的死亡,我已有所準備,但是我發現自己無法面對插滿管子、處在昏迷狀態的他。我知道他有多麼驕傲,他如果知道自己是這副模樣,一定會崩潰的。拖延了兩天,他在8月29日去世。他火化的第二天我才趕到浦那。他的死令我感到孤單無助,溫暖誠摯的他一直是我的好友;一份珍貴的關係就此結束。我深深地為他哀悼,我生命的一頁也隨之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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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克里希那穆提傳
作者:普普爾·賈亞卡爾
譯者:胡因夢
出版社: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
轉載自:http://lz.book.sohu.com/lz_info.php.bookid=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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