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種種的形式崇尚著權威:知識、成功、權力等等。我們在年輕人身上行使權威,同時卻害怕更高的權威。當一個人沒有內在的審視能力,則外在的權威和地位便顯得重要了,於是他越來越受制於權威和壓制,變成了別人的工具。我們可以在四周看到這種過程隨時在進行著,比如在危急時期,民主國家採取集權主義的做法,忘卻了民主,逼迫人民順從。

 

如果瞭解存在於我們渴望支配他人或被他人支配的慾望背後的強制性,則也許可以從權威的使人癱瘓的惡果中解脫。我們渴望能確定、無疑慮、不做錯、能成功、能知道;而這種渴望確定,渴望恆久不變的慾望,在我們心中築起以個人經驗為主的權威,製造了社會上、家庭上、宗教上等等的外在權威。不過,如果僅僅對權威不聞不問,只抖掉它外在的象徵,這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衝出一項傳統而附和另一項傳統;離開一個領袖而跟隨另一個領袖,這都是一種膚淺的行為。如果要覺察出權威的整個過程,看出權威所以存在的心理因素;如果要瞭解慾望而超越它,則我們需要有廣泛的覺察力和領悟力,我們必須在開端—而非在結尾—爭取自由。

 

渴求確定,渴求安全,是自我的種種主要活動之一,這種逼人的驅力必須隨時加以注意,而不僅僅將它歪曲或強行進入另一個方向,或使它符合某種我們所希望的模式。我們大部分人的自我—「我」以及「屬於我的」—都非常強烈,不論在睡眠或行走時,它總是十分機敏,隨時在增強自己。

 

然而,如果對自我加以覺察,並且覺悟到,自我的一切活動,不論如何巧妙,必會造成衝突和痛苦,那麼對確定的渴望,對自我延續的渴望便會終止。一個人必須隨時注意自我,揭露它種種存在的方式以及種種詭計。然而,當我們開始瞭解它們,並且瞭解權威所含的錯綜複雜的內容,以及我們在接受權威或否認權威的行為中所隱含的意義,則我們已經將自己從權威的牢籠中解脫出來了。

 

一旦心靈被渴求安全的慾望所控制與支配,那麼它便無法從自我以及自我的種種問題中獲得解脫,這也是為何無法經由教條和組織的信仰—我們稱之為宗教—而獲得自我的解脫。教條和信仰,只是我們內心的外在投射而已。儀式、禮拜、被人尊奉的形式、不斷重複的字句,雖然這些可能產生某些使人滿足的反應,卻無法將心靈從自我以及自我的種種活動中解脫出來,因為自我在基本上,是由感覺而產生的結果。

 

在悲哀的時候,我們轉向所謂的上帝—這只是我們內心的意象而已;或者去尋求一些使人心滿意足的解釋,使自己獲得暫時的安慰。我們所遵循的宗教,是由我們種種的希望和恐懼,由我們渴求內心安全與保證的的慾望所製造出來的。隨著對權威的崇拜—不管它是救世主、神父或教士的權威—便產生了服從、接受和模仿。因此,我們被人以上帝之名所利用,只能使我們繼續地受苦過日子。

 

不論用什麼名字稱呼自己,我們都是人,而受苦成了我們的命運。悲哀,是我們大家所共有的,不論是理想主義者或是唯物論者,都是一樣。理想主義,是對現存事物的一種逃避,而唯物論,卻是否定了深邃莫測的「現在」的另一種逃避方式。理想主義者和唯物論者都有他們自己逃避這一複雜問題的方法;他們兩者都被自己種種的渴望、野心和衝突,弄得心勞神疲,而他們的生活方式並無助於安寧。對於世界上的混亂和不幸,他們都難辭其咎。

 

當處於衝突、受苦的狀態時,我們是不會有所瞭解的。在這種狀態下,不管我們如何機靈、如何謹慎地設計出我們的行動,這行動只會產生更大的混亂和悲哀。要瞭解衝突,並且從中解脫的話,則對於意識的或非意識的心靈的種種存在方式,須加以留意警覺。

 

任何理想主義、任何制度或任何模式,都無法幫助我們解開深奧的心靈作用;相反的,任何公式或結論,都會阻礙我們對於心靈作用的發掘。對於「應該如何」的追求,對於原則、理想的執著,對於目標的設置,這一切都造成諸多的迷惘。如果我們要認識自己,則必須自動自發,能自由地觀察;而如果心靈局限於理想主義或唯物論的價值觀,局限於一些膚淺的東西,則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生活,意指存在於關係之中。不論我們是否屬於某種有組織的宗教,是否生活在俗世,或陷於理想的追求,我們的痛苦要獲得解決,惟有藉著瞭解存在於關係中的我們自己。惟有自我認識,才可以為人帶來寧靜與快樂,因為自我認識是智慧與人格完整的開端。智慧,並非是指從事於表面上的適應,不是心智的培養或知識的獲取,而是對生活方式的瞭解能力,對正確價值的知覺力。

 

現代的教育在發展智力的同時,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事實,然而卻沒有啟發人對人生整體過程的瞭解。我們成了具有高度智力的人,我們發展了狡詐的心智,陷身於種種解釋之中。智力可以藉著種種學說和解釋來滿足,而智慧卻不行。而為了瞭解生活的整體過程,則心智與情感必須在行動中完整一致。智慧與愛,是不可分的。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要完成這項內心的革命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知道如何冥想,如何彈琴,如何寫作,然而對於冥想者、彈琴者、寫作者的本身卻一無所知。我們缺乏創造力,因為我們以知識、見聞和傲慢填滿我們整個內心:我們滿肚子都是別人思考過的或說過的話。然而,重要的是親身的體驗,而非那體驗的方式。要表現,必得先有愛。

 

因此,顯而易見地,僅僅培育智力—即發展能力或知識—並不能產生智慧。智力和智慧,有所區別。智力,是思想脫離情感而獨自發生作用,而智慧則是感情和理智合一的能力。除非我們以智慧面對生活,而非僅以智力或情感來處理它,否則世界上任何的政治制度或教育制度,都無法解救脫離混亂和毀滅的困境。

 

知識無法與智慧相比,知識不是智慧。智慧是無法換取的,它不是能借學識或戒律而購得的商品。智慧無法在書中尋獲,無法加以聚集、背誦、或儲存。智慧起於自我的捨棄。謙虛的心比學識更為重要,而要具有一顆謙虛的心,並非藉著種種知識來填滿它,而是對我們自己的思維、情感加以覺察,要細心注意我們自己以及四周的種種影響,要傾聽他人,觀察富人、窮人、有權勢的人、卑微的人。智慧。並非經由恐懼或壓制而產生,而是對每天人與人之間所發生的種種事故,加以觀察和瞭解。

 

在我們追求知識、貪得無厭的慾望中,我們失去了愛,我們磨損了對美的感受,以及對殘酷事物的敏感性;我們變得越來越有所專長,也越來越破碎不完整。知識無法取代智慧,不論有多少的解釋,聚集了多少的知識,都無法使人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知識是必須的,科學也有它的地位;然而,如果心靈被知識所窒息,如果藉著解釋而將痛苦的原因敷衍過去,則生活便是虛度而無意義。我們大部分人不正是如此嗎?教育使我們日趨膚淺,它並未幫我們揭露生命的深邃底層,我們的生活日益空洞而不和諧。

 

見聞、知識雖然一直增加,然而由其本質看來,它卻不是無限的。智慧是無限的,它包括了知識和行動方式,我們抓住一根樹枝,以為它就是整棵樹。經由「部分」的知識,我們無法體會「整體」的喜悅。智力永遠無法構成整體,因為它只是一個片段,只是一部分。

 

我們將智力和情感分開,發展了智力,卻戕害了情感。我們像是一件三條腿的東西,有一條比其他兩條長,因此我們失去了平衡。我們被訓練成徒具智力的人。我們的教育培養智力,使其銳利、狡詐、貪得無厭,因此,智力在我們的生活中佔了最重要的地位。智慧遠比智力重要,因為,智慧是理智與愛的結合。然而,惟有認識自我,對自己的整體過程有深入的瞭解,智慧才會產生。

 

不論年輕人或年老人,重要的是充分而圓滿地生活,因此,主要的問題是在培育那使人完整一致的智慧。過分強調我們整個結構的任何一部分,會造成一種殘缺不全的,也就是歪曲的生活觀,而這項歪曲便製造出我們大部分的問題。我們整個人格任何一部分的殘缺發展,必然為我們自己和社會帶來不幸。因此,以一種完整的生活觀來面對我們的人生問題,非常重要。

 

做一個完整的人,要瞭解自己潛藏的以及表面意識的整個過程。如果我們過分強調智力,上述的瞭解即不可能。我們十分重視心智的培養,然而我們的內心卻殘缺、貧乏、混亂。因為觀念猶如信仰一般,只會造成互相衝突的集團,而無法促進人類團結。

 

只要我們依持思維,把它當做是使人圓滿完整的一種方法,那麼分裂的現象便可難免;而要瞭解思維的分裂作用,便要對自我的種種存在方式,對自己慾望的種種存在方式加以覺察。必須覺察到我們集體的和私人的行為,以及它的種種反應。惟有當一個人充分地覺察到自我的種種活動,覺察到互相矛盾的慾望、追求、希望和恐懼,才有可能超越自我。

 

惟有愛和正確的思考,才會產生真正的革命—我們內心的革命。然而我們如何才能具有愛?這並非是將愛作為理想而加以追求,而是在仇恨、貪婪、造成對立的原因結束時。一個陷身於剝削、貪婪、疑忌的人,是永遠無法愛的。

 

沒有愛和正確的思考,迫害和殘酷的行為將有增無減。人與人互相對立的問題要獲得解決,並非藉著對和平這一理想的追求,而是藉著對戰爭原因的瞭解—這原因存在於我們面對生活和其他人類的態度中,這項瞭解,惟有經由正確的教育才能獲致。如果沒有內心的改變,沒有善意,沒有經由自我覺悟而得來的內心改造,人類將無法獲得和平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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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學習
轉自:http://www.zhlzw.com/lzsj/xll/162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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