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海洛因或古柯鹼讓人上癮,是逃避無情現實的需要讓人上癮。比起麻醉毒瘤,美國有更多的電視癮、棒球癮、足球癮、電影癮和更多的酒癮。”—一雪麗·奇澤姆(ShirleyChisholm)(1924—)

 

“戰爭的結果,企業稱王,隨之而來的將是高層腐敗的紀元,直到少數人掌握所有財富,國家就毀滅了。”—林肯

 

政客與作家經常說現今的時代為資訊時代。他們說今日一般人的知識要比舊日任何人多,網路、光碟百科全書、200個頻道的電視,正在使地球的總體知識瞬間傳達至平民百姓。他們說,太妙了,人們史無前例地博學。

 

真的嗎?

 

如果我們真的如此博學,當多數美國人被問到有關世界史的簡單問題時,為何一臉茫然?有多少學童讀完任何一本莎土比亞的戲劇?以波士尼亞、剛果戰爭為例,多少人對其發生與影響,有比晚間新聞所提供的15秒鐘的內容有稍微深入的認識?又有多少人知道美國政府直到今日仍在竊取內華達、明尼蘇達、懷俄明、亞利桑那、新墨西哥、阿拉斯加及其他數州的印第安土地?

 

網路的確是資訊的大本營(我即利用網路作研究,而且建立了我個人著作的網站)。但網路業者會告訴你,絕大部分利潤高而常被使用的網址都在販售性或春宮圖片。所有搜尋引擎公司統計最常用的搜尋字串是“性”,其次是其他形容裸體或性行為的字,再其次的最常使用的網址,是那些充滿互動式的連續劇以及最近電影和電視節目片斷的運動與娛樂頻道。

 

實在說來,網路尚未對美國人的“博學”有多少貢獻。

 

電視呢?有時候我在演說中提及,幾年前開始我家不再接裝電視(並非由於內容不好,而是因為這類媒體本身會使兒童的注意力時間愈來愈短且無效用),往往就有聽眾大談他們從公共電視特別節目中,學到許多非洲野生動物等等的知識。我不否認電視有些有趣、知性的節目,只是這些節目不但少,而且與日重複。

 

研究顯示,上個月讀過一本書以上的美國人僅占了很小的比例。前聯邦通訊委員會委員牛頓·明諾指電視為“大荒地”,這其實只是輕描淡寫。汲汲於賣廣告賺錢,而廣告價格乃依據觀眾數量而定,因此電視節目就愈來愈嘩眾取寵,而不願曲高和寡地提供資訊(新聞節目亦然);且甚至政提供的“資訊”,也常常是為了特定之企業利益。

 

我們可以說是生存於資訊過量的資訊時代,但若以多少資訊被吸收了來算,我們其實處於知識貧乏的時代。

 

人們不再具備維生的基本資訊,如何種植食物?如何尋找水源?食物裏有些什麼?如何生火取暖?如何存活於大自然裏?如何理解天象?生長季節終始於何時?叢林、田野間什麼植物可吃?如何捕殺、貯存獵物、取其皮毛、食其肉?如何不使用化學藥品和耕耘機務農?如何處理骨折和其他疾病?如何接生?等等。

 

由於這種“知識貧乏”,我們與實際世界脫節,並站在因依賴石油與企業造成之資訊饑荒的險崖上。

 

1930年代大蕭條期間,居住於鄉村的人口比都市地區多很多,有關如何耕種、保存食物,如何存活於艱難時代和如何儉約克難的資訊,在當時可謂常識。現在我們對電影明星和他們的電影票房,或道瓊指數多少知之甚詳,而一旦所有超級市場突然關閉,卻無法存活兩個月。

 

更有甚者,依據芭芭拉·布希家庭讀寫能力基金會統計,整整27%的美國成人是“功能性文盲”,雖然少於1%的家庭沒有電視。

 

這對因我們依賴其系統、資訊、燃料和食物而獲利的人而言,實為大利多。我們已易為駕馭、控制,我們會投票給那些在晚間新聞有最好的10碼錶現者,或給那些廣告花費大、強有力者。

 

販售或生產毒性或致癌性化學物質的公司扭轉或壓制新聞的手段實在有效,例如佛蒙特州多數市民竟不知每年有超過5.3萬磅在德國、義大利、荷蘭、瑞典、奧地利及其他國家禁用的化學藥品,灑在他們的玉米飼料上。這種化學藥品經研究發現與乳癌、白血症、畸胎和生殖系統的腫瘤有關。1997年6月報紙登載,科學家已接到許多有關佛蒙特州尚普蘭湖畸形青蛙的報告,包括四肢的短缺或變形、眼睛長在背上…等等。

 

即使許多實踐團體嘗試呼喊,我們似乎仍沉睡不醒。我懷疑我們也許並不在睡覺:有讓我們醒著卻對周遭毫無警覺的方法。

 

我們不是睡著了:我們醉了

 

作為一個生長於1960年代大學城的青少年,我認識一些海洛因毒癮者。一般說來他們是好人,並非在電視和書上所見的那種類型,只是正常的中產家庭的小孩一頭栽進威力出乎意料的毒品。在二三十歲時,我也遇見一些酗酒者,他們也多數心地善良,只是陷入消磨生命的毒品之掌握而無法自拔。我還認識許多老煙槍,總是認為有一天他們可以瀟灑地說不,卻發現困難無比。

 

我注意到對他們而言,保持毒品供給管道的暢通,成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是生存的核心。他們一早醒來便想著今日毒品的供給,然後一整天浸在毒品裏,最後吸著毒品入睡。

 

另外,還可以注意到,他們願意犧牲任何他們其實很重視的事物來換取毒品。他們也許對生涯、教育和人際關係,都有遠大抱負,但不知為何,這些計畫最後都臣服在毒品的愉悅下。在毒品早已不再有任何享受效果後,他們仍每天浸淫在毒品中,只是為了避免沒有毒品的痛苦。

 

若從主導我們文化的人的觀點來看,很難說這一直被視作一件壞事,的確存在證據顯示,年輕文化的掌權者曾認為讓人們上癮是件好事。

 

在支配的年輕文化中,文化本身的首要目標,在於使人們順服,這可從政府和宗教的文化機構的表現看出。前面我們已看見那些“不識時務”者的典型下場:滅絕。這正是許多土著民族的命運,結果,能存活的被征服者常是順服的。(如果你覺得征服者似乎將被征服者視為有待馴服的野獸,你就完全抓住我的意思了。)每個毒販、煙草販賣者和酒店老闆都知道,若你讓一群人每天依賴你的產品而活,你就有了一群不會找你麻煩的人。(他們可能給別人製造麻煩,卻很少波及販賣者。)

 

同樣地,我們的科技文化已經發展了一種科技毒品來維持順服度。

 

一種測量毒品上癮潛力的方式,是計算能對這種毒品輕鬆隨意地提起或放下的人口比例,這種偶爾使用且能輕鬆走開,或一次可戒上數月數年的行為稱作“Chip”毒品。《科學新聞》報導的研究指出,有較大比例的人可以“chip”大麻,中等比例的人可以“chip”酒精、可卡因,甚至海洛因,而非常非常少的比例(少於5%)可以“chip”煙草。然而,請想像另一種毒品,可以毫無痛苦地離開它的美國人,比5%更少;依上癮時定義,這樣的毒品將是有史以來最強力者。

 

這種毒品當然必須有穩定心情的作用,保持一種將每日的無奈、痛苦和厭煩拋諸腦後的精神狀態。這毒品會改變腦波、神經化學,並一再保證沉迷於其中並不算上癮只是偏好。如同酗酒者聲稱只不過是為了社交應酬才喝酒,吸此毒品者亦公然宣稱具有戒除能力…而其實卻未曾想過要離開它幾天、幾周,或幾年。

 

這樣的毒品的確存在。

 

比鴉片更具誘惑力,塑造行為和期許的能力超越酒精甚多,每天使用時間更甚煙草,是我們文化中滲透最廣、潛伏而最不易察覺的“麻醉毒品”—電視。

 

許多毒品基本上是天然物質提煉的濃縮物質。青黴素從黴菌提煉出來;鴉片從罌粟而來;同樣地,電視是真實生活極度濃縮的萃取素。

 

人們保留一大部分的生命去注視一個閃爍的盒子—每天數小時。他們依賴這個盒子去取得大部分有關世界、政客行為和何謂真實的資訊,雖然這個盒子的內容受到少數組織的控制,而其中很多組織也涉足軍火、煙草和酒品買賣。老百姓一醒來便消費這項毒品,一天當中盡可能消費它,並在這毒品中入眠,很多人甚至三餐必備。

 

多數人感到遺憾的,並非他們做過的事,而是關於他們沒做過的事、沒達成的目標,和他們想成為卻未做到的那類愛人、朋友或父母。然而我們文化卻鼓勵我們坐在閃爍的盒子前,一星期幾十小時,一年數百到上千小時,然後看著,似乎從遠處,自己的生命如幹沙流過指尖。

 

“住在盒子裏”的病

 

心理學家都同意,與他人隔絕常有害心理健康,我們必須與他人互動才健康。

 

我和妻子養了一隻名為“閃亮”的漂亮黑貓,又長又厚的頭髮使它看起來像只迷你獅子。

 

它的前一任主人告訴我們,“閃亮”很肯定每個人都要殺它,我們發現真是如此,用醫學名詞說,它患了妄想症。

 

昨天我在去客廳的走廊上遇見“閃亮”,它滿臉驚恐地團團轉,奔向廚房。我繼續前行,現在它確定我是要去抓它了。它在廚房停了下來。因為須經過廚房才能到達客廳,所以我一直走,它更加驚慌,跑向客廳。我試著輕聲呼喚它,但它“知道”我要傷害它,當我們在客廳再度碰面時,它飛跳起來,狂奔逃離客廳。

 

“閃亮”的世界是塊充滿壞人之地,在剛接養的幾個月裏,我們試了許多方法要靠近它,但總勝不過潛藏在它心底的那番確信,確信只能信任自己以求安全。

 

數周前我應全國性電臺的邀請談論本書相關議題,有一位聽眾從堪薩斯來電話。

 

“你是說,動植物有生存權?”他問。

 

“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我說。

 

“你知道那是深度環保人土的主張吧?那些激進的樹木擁抱者?”

 

“我聽說了,你的看法呢?”

 

“我們必須利用科學和經濟學評估事物之價值,某些森林值得保護,某些則未必,有些生物可與我們共存,像牛、狗、鹿等,而其他則不能,因此不必擔心它們。”

 

“那麼你如何劃清界線?”我問道,“你如何知道何種生物應保存,何種生物應消滅以騰出空間給人或我們喜歡的生物?”“留下那些有用的!”他說,似乎答案很明顯,“老天!誰需要斑點貓頭鷹,我們需要的是工作機會、經濟保障、乾淨街道和安全的城市。那些才是重要的事。”

 

我指出即使他的假設(世界只為人存在)是對的,這些粗糙地大舉毀滅成千上萬物種以及改變大氣環境的作為,仍可能產生一個不可預料的結局,結果“萬物之靈”得到的是一個越來越不能居住的地球。其實,本書和許多其他資料都已記錄了充分的證據,說明這已經發生。

 

如果我們能拋棄以人為尊的想法,代之以萬物皆有神聖生存權的古老文化觀點,則無知毀壞我們生存的地球之行徑將可大幅減少。

 

如同“閃亮”一般,這位致電電臺的聽眾眼中只有一個世界,一個以人為主色彩的世界,其他的萬事萬物只是黯淡模糊的背景。這些“物”為我們所用,我們則具有決定它們的生或死的知識與權柄。如果認為是對人有好處的,即使是翻天覆地,到最後只剩一種樹、穀物、蔬菜和魚,也在所不惜。而之所以會如此理直氣壯,乃是因為我們以為所見所知的世界本就如此。

 

這是心理不健康者的邏輯。

 

當“閃亮”確信它已經完全認清世界時,那不管我的意圖為何,從臥室走向客廳就是人類惡意的證明。那位“致電電臺者”確信這世界中,他所見的一切就是為他而存在的,如果我聲稱“物”皆有其各自的生存權,則無疑是要從他身邊奪走一切。

 

如此的偏執建構成一個巨細靡遺又有組織的世界,其中的一切皆能自圓其說又相互增強。那個在街角正看著你的人是中情局的間諜,他已偷偷將某種傳送器植入你的腦部。他轉頭看旁邊因為不想讓你知道他是個間諜;他會瞄你不是因為你直盯著他,而是懷疑你是否已知悉他在你腦子裏裝了傳送器;他登上巴土不是要上班而是為了跟蹤你…等等。

 

相同地,無論我們的世界觀如何,我們會不斷搜集證據證明自己是對的。“閃亮”認為人們都在追逐它,因此到處都看見跡象。所以如果你相信萬物皆只是用來增進人類生活的資源,那你也將到處發現有利的證明。

 

佛洛德,精神分析之父,也是今天許多尋求定義“何謂病態”和“何謂健康”心理者所仰望的人,在過世前幾年曾有些有趣的觀察。他指出我們文明所謂的“健康自我”,其實是我們早年與生長環境有非常緊密聯結時之生命經驗的“萎縮的殘渣”。許多心理學家說這種“萎縮的過程”的一種結果;就是美國國家心理衛生機構所統計的15歲到27歲第三大死因—自殺。

 

這種剝離我們人與所生存世界的緊密聯結,使我們被隔離在一個一個獨立的“盒子”裏的過程,幾乎不存在於人類歷史的最初10萬年。直到今日,在各地受年輕文化的影響較少的原住民族中仍然如此,所以自殺率少之又少。

 

加州大學海沃德分校希歐多爾·羅薩克(TheodoreRoszak)教授以“生態心理學”一詞定義有關對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之研究。在他的《地球的聲音與生態心理學》(The Voice of the Earth and Ecopsychology)一書中,羅薩克巧妙地說明身、心、靈三方面的“切斷”,可能是導致所有現代個人與文化精神病症的原因,而重新與自然聯結將是對個人乃至社會最有效的治療。

 

但這種與自然“切斷”的情形,在7000年前的所謂古文明就已存在,並隨著文明的程度深植人心。亞里斯多德在其著作中聲稱宇宙、自然界不過僅由簡單的原子所構成,一旦人能瞭解就能操弄。笛卡兒更進一步指出整個宇宙即是一部大機器,而這種機械般的自然的原理及於最小的層次。如果我們理解開關之所在就能操縱這部機器。我們從自然界退縮,在我們住的城鎮裏,自行創造一個生活其中的人工世界,這世界與我們起源之初,大不相同。隨時間的腳步我們對事做“對”、“錯”的取捨,並組織“存於外”之事物,以符合我們“存於內”的需求。

 

我們以地球為宇宙的中心,而以我們自己是這世界的最高等,我們的年輕文化的宗教與哲學家公然或隱含地宣告,萬物皆是為人所預備。伽利略甚至說,如果不存在人觀看這世界,那世界就不存在。當我們終於明白地球並非為宇宙的樞紐時,我們只是改變我們的語彙去繼續一個不變的世界觀:我們是宇宙的精神中心。

 

從這故事、這世界觀—人造的城市是文明的,自然界是野蠻的,而住在其中的人是原始的、不文明的、未開化的—我們發展出只承認、贊許自己和自身文化的心理,失去了和真實世界及其超凡力量與奧秘的接觸。

 

當早期的歐洲移民在大草原展開獵殺,殺掉他們所見的每一隻野牛,美洲原住民被這無知的瘋狂行徑嚇得目瞪口呆。為何這些人奪去草原的生命?為何他們割去大地之母的肉?為何他們瘋狂地砍伐所看到的每一棵樹?

 

移民看著那些他們所謂的印第安人,心想這些人一定瘋了,這麼多的野牛他們竟然不知要取而用之。為何坐在寶山一萬年他們卻不知要享用它?他們必然是野蠻、未開化的原始人,所以沒有見識去擁有這上天給人的恩賜。

 

好一陣子,這征服美洲的行徑頗為有效。恰如吉爾伽美什砍盡黎巴嫩杉,希臘人摧毀自己的森林,美國人剝去了半數土地的表土,這類快速地擷取“存於外”以應“存於內”的需求之行動風光了數個世代。

 

噢!不行了。當我們看到了第三世界的“早期預警系統”才有所領悟。有如一家耗用初始資本的公司,我們對周遭世界的掠奪一開始似乎不錯,直到它即將耗盡。

 

在人們開車不敢不鎖門、不關上窗的城市裏,在含二惡英和多氯聯苯的廢棄物播撒於農作物以為肥料的田地上,在核子武器製造的主要廢棄物(釔)被用於“治療”癌症(大部分是因文明的空氣、食物、藥物而導致的結果)之實驗的醫院中—在這種種地方皆可見我們所創造的世界,風光的時日有限。這是所有階層化支配系統的自然結果。

 

古老的文化較古老因為他們撐過數萬年,相比之下,年輕文化仍是個實驗,每次嘗試(蘇美、羅馬、希臘),無論多麼顯赫輝煌,都已自毀,反而是部落度過數千年。

 

年輕文化是奠基在心靈與精神的不健全之上:佛洛德所謂的人與自然緊密結合生活的美好與真實之“萎縮的殘渣”。一步步地,我們住進孤立的“盒子”裏—受苦。

 

重新與這世界接觸是怎樣的情形

 

爬出盒子,重新與這世界相處,是做得到的。

 

過去25年裏,我上了一些有關食用、藥用野生植物的課。通常會有一次到數次不等的機會我們可以到森林、田野,尋找教過的植物。我們當中有一位元在每次出外都會帶一罐玉米粉。她說:“當我拔起一株植物、摘下一片葉子,我會放一些玉米粉在地上,表達我對植物之靈的感謝心意,及對他們所給予我們的一種回報”

 

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朱利安·傑恩斯(Julian Jaynes)說:史前時代(超過7000到1萬年以前)的人真的可以聽得到神的聲音。他們可以在自然世界裏看到小仙子、妖精、神靈等等。

 

傑恩斯解釋,這是因為當時的人,大腦的兩半球比現在的人更緊密地相連,所以左腦的聽覺區直接與右腦的幻想區[偉尼克(Wernicke)區和白洛嘉(Broca)區]相連,現代人的腦通常只在睡夢中和精神分裂時,幻想區才會有作用。傑恩斯推測,今天我們所說的幻覺現象在古代可能只是普通的日常經驗。

 

傑恩斯進一步說,美索不達米亞城邦帝國的興起,與其書寫語文的使用,是使大腦兩半球分離的主要緣由,所有的人除偶爾的神秘經驗或精神分裂外,在清醒的意識下從此失去與大部分右腦的連結。

 

傑恩斯的論點是相當有說服力的,特別是引據史料與現代的神經生理學之處。如果他的觀點是對的,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我們用1萬年前人的生活方式過日子,那這世界將會是充滿著靈、能量、聲音。反過來說,1萬年前的人如離開他們生存的環境學習去讀、去寫、去過文明的生活,他們將迅速(一個世代或僅僅是一個人的一生中)失去與那另一個世界的聯結①

 

特倫斯·麥克納(Terence McKenna)在《神的食物》(Food of the Gods)一書中提出另一個觀點。他相信不論古今,經由某種植物性成分的攝取,可使大腦兩半球再聯結起來。麥克納指出,引發幻覺的植物在許多文化中被廣泛用來打開與神溝通的門。這些植物的使用催化了先民的意識,進而刺激腦中思考、靈感部位的發展,而給予人類以自行控制神秘、神性經驗的能力來取代原來植物之使用,這通常是通過有組織宗教提倡的規律。

 

傑恩斯與麥克納的觀點對我們瞭解意識的歷史有顯著的貢獻。麥克納長期與原住民住在一起,並研究他們至今仍借植物來與神靈溝通的行為,而傑恩斯則廣泛地研究過去文明的文獻,和那些聲稱可以在腦裏聽到神聲音的人。

 

不論使用何種技術或方法,這兩位與其他學者的共識是,古代人以及“現代原始人”都一樣擁有我們這群現代西方社會的人所沒有的視覺、感覺和聽覺的能力。

 

肖肖尼族印第安人(Shoshone)尋找食物時,會傾聽土地,傾聽來自動植物、大地之母的聲音。他們借種種徵兆、聲音告訴人可在何處找到一日之所需,又該以何種儀式感謝上蒼。

 

對照於此,中古世紀的歐洲君王以及那些支配者的心態,已將我們帶人一個諷刺的、不能辨別真偽的所謂“資訊時代”,而或許不知不覺地進入澳大利亞原住民所稱的“大遺忘時代”。

 

我們的心和文化造就我們今天的處境。理解此事會產生遠見;而發覺我們在為自已和子孫規劃未來中所占的重要角色,更會激發力量。

 

注釋:最近我才知道,雖然有些美洲原住民已擁有文字數千年,有些仍舊完全抗拒寫下他們的語言。例如,阿帕切語,30年前才由衛理公會傳教土寫下並整理成典;一個阿帕切人告訴我:“這是個錯誤,我們的語言非常神聖而不宜寫下。”探索使用與不使用文字語言族群間,個人信仰經驗的本質的不同點,是相當有趣的事。就我所知,尚無人做此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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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陽光的最後餘暉-搶救地球資源
作者:ThomHartmann,NealeDonald
譯者:馬鴻文
網頁:http://www.self-learning-college.org/oldsun/index.htm

 

 

 

 

 

友善提醒:閱讀訊息時請保持身心靈的平靜與開放,並善用自己的直覺與內在智慧,感知有正面幫助的訊息,提取它們,並放下沒有共鳴的部分,無須執著、擔憂、恐懼;保持心態的正面與開放,樂觀迎接新的可能,一種接近真善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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