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veNPeace

1978年的初夏，我住在布洛克伍德公園，當時我和克里希那吉進行了兩次對談。從1970年開始，我覺得克里希那吉的教誨有了改變。他和科學家的討論及會議，使他的語彙更加精確。他開始檢查字根的含意，非常仔細地詮釋他所常用的字眼，例如腦子、心智和意識。他不再亦步亦趨地探索思想的結構，或者像恐懼、羨妒、憤怒之類的煩惱。他在40年代和50年代時常探討的題目—譬如“思想者和思想是一體的”，或者“我們必須觀察思想，觀察它的生滅，並且追踪到底”，或者“聆聽和覺察當下所產生的念頭”—70年代中期以後就不再討論了。到了1978年他開始談完整的洞見和圓滿的覺察。

Mass Arrests

1981年的10月26日，克里希那吉搭乘德航返回德里；他生了一場病，因此身體很虛弱。阿希特陪在他身旁。印度總統尼蘭.桑吉瓦.雷迪曾經是瑞希山谷的學生，他通過助手捎信給克里希那吉，邀請克里希那吉到他德里的家中做客。我們向總統解釋克里希那吉的病情，於是他最後決定與克里希那吉共進午餐。

克里希那吉在加州奧哈伊聽到英迪拉落選的消息，3月22日他寫了一封信給我：“她現在已經退出政壇，我不知道日後她想要做什麼。你如果看到她，替我向她致意，可以嗎？”3月31日他又寫了一封信：“大選之後我接到你的信，很高興消息傳來時你正和她在一起。我覺得對這件事我該負點責任，因為我在孟買時曾經告訴你她可能會落選。不管怎麼樣，代我向她致意。”後來的幾封信中他都繼續談到她。

1931年我在阿南巴望第一次見到英迪拉.甘地，她的娘家在安拉阿巴。我當時十六歲，她只有十四歲。正在談戀愛的我，熱力燃燒著那個古老的小鎮；記憶中的英迪拉是一個脆弱內向而又嚴肅的年輕女孩，她好像總是活在一個封閉的想像世界裡。多年來我時常到她的阿姨克里希那.胡迪欣的家中和她見面。1944年8月20日，她的兒子拉吉夫在孟買出生。1955年我搬到德里居住，英迪拉和我才變成好友。她是她父親尼赫魯總理的官邸女主人。他們當時住在Teen Murti House，那是獨立之前的總司令官邸。

1977年，甘地夫人遭到挫敗，我辭退了好幾個政府和社團主席的職位，從德里返回孟買。我在馬拉巴爾山丘租下了一層很老的公寓。獨立運動開始以前，我就投入許多組織積極地工作，三十五年來，這是我第一次無事可做。我仍然是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的董事長，但是我已經感受到某些同僚對我的不滿。

This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intel about the Archons with a purpose of clarifying some ambiguities.

1973年的6月，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在布洛克伍德公園召開第一次國際會議。阿秋、蘇南達、巴拉宋達蘭和我代表印度出席這一次的會議。克里希那吉把我們介紹給美國和英國的成員，他在介紹阿秋時說：“我該如何介紹阿秋呢？他是負責把英國人趕出印度的人之一。”

對於印度次大陸而言，1971年和巴基斯坦的戰爭，以及孟加拉國的建立，都是非常痛苦的經驗。1972年克里希那吉和我們見面時非常關心這次戰爭。他問我們為什麼沒有強烈地反戰，戰爭是暴力的極致表現，不論任何情況，戰爭都是不該被鼓勵的。我們向他解釋，印度國土上已經有一千萬的難民，壓力愈來愈大，造成了很多問題。克里希那吉還是堅持他的立場。

我在浦那時要求阿秋和蘇南達重新加入我們的基金會。蘇南達答應了。阿秋雖然沒有正式加入，卻答應盡全力幫助我們。1969年的冬天，阿秋、蘇南達和我到機場迎接克里希那吉。羅的缺席，令這個場合顯得特別傷感，克里希那吉望著我們很哀傷地說：“看來你們並沒有完全拋棄我。”

克里希那吉在3月離開印度，他和他的出生地以及和友人的對白已經告一段落。克里希那吉曾經和我們一同歡笑，一同散步，他為這片土地的美而感動；他慈悲地注視過這片土地上的富人和窮人；他聆聽過成千上萬的人向他傾訴；他治療他們內心的創傷；他握著某個友人的手，帶著他一起穿過心中的迷陣；他提出問題，詳加討論，卸下對方心中痛苦的重擔。然而這樣的克里希那吉已經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嚴肅、充滿著質疑的克里希那吉。所有的私人關係都有了轉變。他仍然慈悲，但是他開始要求我們回答那些基本的問題。所有的歡笑和遊戲都結束了。

從1948年到60年代的初期，要想見到克里希那吉還是很容易的事，那一段時期有很多人前來參訪他。通過散步、私下晤談和書信往來，他和這些訪客建立了深入的關係。從1948年的6月到1960年的3月，他和一位身心受創的年輕人一直保持書信往來，信中流露出罕見的慈悲和洞見。教誨和治療同時展現，界分與距離消失無遺。信中的文字流暢無比，沒有一個字是多餘的；治療和教誨同時運作著。信的內容如下：